地点：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
简介：汉初，匈奴经常袭扰汉朝边郡。随着汉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力量的增强，汉武帝对匈奴的袭扰采取了战略反击的方针，先后历时40余年。其中大规模作战有公元前127至公元前119的河南、漠南之战，两次河西之战，一次漠北之战，汉武帝均取得反击匈奴战争的重大胜利。其中，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此战的决胜是汉政权长期战争准备的结果，特别是汉武帝采取改革体制，发展生产，大兴马政，广用铁器等一系列举措，奠定了大汉朝开疆拓土、长期兴盛的基础。
战例评析与启示
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很远的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战略性决战。此战汉军作战指导明确，准备充分，以骑兵实施突击，步兵担任保障，分路进击，果敢深入，在中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漠北之战勤务保障的特点：一是时间长，消耗财力物力大；二是沙漠地区作战，粮草和水难以就地取给；三是大部队远程奔袭，补给任务异常繁重。针对这些特点，汉武帝精心筹划，实行币制改革、盐铁专卖等措施扩大军事财力来源，千方百计筹集战争所需要的大量财力和物力，采取边区大兴屯田、发展军马养殖和取用于敌等多种手段筹措军粮和军马，修筑运输通道和运输干线，有力地保障了作战的胜利。
尽管漠北之战时间长、消耗大、补给困难，保障任务繁重，但是由于汉武帝高度重视后方建设，扩大财费来源，采取军屯垦边，取用于敌，大力提升保障水平，对后来西汉军屯、兵器发展和远征保障等后勤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启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体制，多种手段，支撑财费
汉武帝能够开疆阔土，赢得漠北的战略性决战，归结来讲，还是得益于改革。《汉纪》对他的评价是：“武皇帝恢万世业，内脩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璨然存矣……”从作战保障角度看，其改革成效极其显著。《汉书·西域传·赞》记载：“孝武之世……开玉门，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
仅从后勤与装备保障角度讲，汉武帝也进行了系统的改革。首先，改革国家保障体制，设立大司农。大司农是继秦而来的官僚机构，原名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为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为大司农。大司农是全国的最高财政长官，为九卿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目注下记载：“大司农供军国之用。”《汉书·毋将隆传》记载：“汉武库兵器，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汉书·贾捐之传》记载：“西羌之师，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西汉会要·大司农钱》记载：“帝比岁击胡，大司农陈臧（藏）钱经用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乃令民得买爵赎罪，置武功爵。”《汉书·食货志》记载，“汉连出兵三岁……费皆仰大农”，“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负责募集军饷与供应的中央机构还是大司农。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以上诸条说明大司农不仅负责国家的政府经费，更主要的是筹措军事部门的费用和物资给养供应。
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汉武帝又抓住战争的另一命脉——财政改革。汉武帝统一币制，增加铸钱，扩大财力来源，应付战时紧急开支；增加捐税，以助边费，充实军费来源；卖武功爵位和买复，征集大量军费；盐铁官营，收利以助军费；动用帝室财富，以向王侯、富民借贷和削减官俸的方法筹措军费，支撑战争所需，保障战争胜利。
有了财政支撑，汉武帝在各个方面就可以施展其雄才大略了。如大兴农业生产，积聚粮草；大兴武备，广泛装备铁制兵器；广修道路，直达边境郡县；大兴马政、船政，保证运输；等等。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切改革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而是有效地支撑了战争。
漠北之战表明了一个一般性的道理，为应对一场远征之战必须举全国之力。从近年美军发动的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各种消耗之大也前所未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打仗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打保障”，而保障的实质是靠财力、物力、人力作支撑。因此，未来现代化战争，必须充分考虑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行战争准备，特别要把后勤与装备保障作为重要因素进行统筹准备，确保战争所需各项保障充足及时。
（二）发展生产，积聚粮秣，打牢基础
国家经济是战争的基础，也是军队作战后勤与装备保障的基础。在古代，行军打仗，粮草至为关键。西汉初期的著名政治家贾谊曾对文帝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汉书·食货志》）。贾谊在这里说明了抓好粮食生产和积聚不但是治国的根本，而且在军事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搞好保障和打胜仗的前提。贾谊的思想深受西汉前期帝王重视，国家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腐败不可食。”表明了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景象。
从保障战争角度看，汉武帝时期国家鼓励生产、募集军粮的方式十分灵活有效。国家所收的田租赋税，是募集粮秣的一个来源。《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通过入粟复卒、入粟赐爵和入粟免罪的方法鼓励生产、募集粮秣的方法也非常有效。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向汉文帝进言：“‘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本志另一条记载：“元封元年，……桑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
经济得到了发展，国家财富粮足，就给定国安邦、开疆阔土、挥兵远征提供了充分条件。《史记·平准书》记载：“大将军将六将军级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无疑，这些对军人的优厚赏赐和待遇若无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是做不到的。
（三）大兴马政，以马强输，以骑制敌
《汉书·马授传》有云：“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马匹在古代不但是强有力的战争工具，也是运输保障工具，还是生产工具，对于军队的快速突击作战、部署调遣、粮草转运，以至国家经济等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汉武帝确定了以骑制骑的对匈奴战略后，对养殖马匹极其重视，大力提倡养马，对不养马者进行惩罚，对私人携马从军予以奖赏，同时加强向外买马和抢掠马匹，以保障骑兵机动作战的需要。官府机构中，大司农下属的太仆不仅负责政府的交通运输，更主要的是管理军用车辆、豢养军用马匹和转运军需物资。
西汉初年，经过长年战争，社会经济因遭到严重破坏，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马匹数量减少到惊人程度，《汉书·食货志》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经过汉初70年间的休养生息、大兴马政，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在马匹迅速繁殖的基础上，汉武帝为抗击匈奴，进一步发展养马事业。但是即便如此，一些大规模战事仍导致战马不足。《汉书·食货志》记载：“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出击胡，军马死者十余万匹。”《汉书·霍去病传》记载：“自卫青围单于后，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可见，在古代战争中，敌对双方都主张“射贼先射马”，因而战马还有一个高消耗的特点，每逢大战都容易导致战马不足。为此，汉武帝对军马的征集采取了多种渠道筹措的措施。
一是以造苑养马为基本途径。《西汉会要·马政》记载：“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徐天麟解释说：“太仆属官有边郡六牧师苑令。”匈奴入侵，有时也去苑中抢这些马匹，“中六年，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由此可知，开苑养马乃是募集军马的主要方式。二是以复卒为奖励手段向民间征集军马。《西汉会要·马政》记载：“晁错说文帝曰：‘今令民有车骑马，复卒三人。’”在《汉书·西域传》中也谈到了汉武帝“修马复令”的问题。三是用国家所得赋税征集军马。《汉书·食货志》记载：“赋其车马甲兵士徙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四是通过调整马的价格，调动民众养马的积极性。据《西汉会要·马政》记载：“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木纪如淳曰：贵乎牡马贾，欲使人竟畜马。”五是置办好马。汉武帝为获得好马不惜征战。公元前104年，因大宛王不卖给汉朝汗血马，还杀害了汉使节，汉武帝派兵出征大宛。第一次出征，由于路途遥远，且对客观困难估计不足，致使后勤工作准备不够，受挫而归。汉朝及时总结了教训，于第二次出征时不仅加强了兵力，而且也加强了军队的后勤准备工作，并制定出破坏敌方水源的方案。此战所向披靡，终于征服大宛国，获取了其特有马种——汗血马。《汉书·大宛列传》还记载，为发展养马，汉武帝在打通西域之后，还特别从那里引进了畜草——苜蓿，在全国种植。
汉武帝对于马政的重视始终如一，他在晚年下轮台罪己诏时，仍然对马政建设念念不忘：“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汉书•西域传》）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匹也许不那么重要了，它可以被汽车、飞机、舰船等新兴装备所替代，但是重视“马政”、重视后勤与装备保障的思想是不能变的。
（四）大兴屯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屯田戍边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创举。最先提出这一策略的是汉文帝时的著名政治思想家晁错。据《汉书·晁错传》记载：文帝时，晁错曾上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徙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建立起屯田戍边军事后勤制度的是汉武帝。武帝元鼎五年设置河西四郡后，在西北的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各郡设立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在沿边各郡进行大规模屯田。屯田兵一面生产，一面战斗，以便戍守部队就地补给，相当于一个特殊兵种，西汉官府在当地设立了专门的官职和许多机构，负责管理这项事务。由于屯田兵要从事生产，需要设立专业的官员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这些屯田兵还要防御匈奴的入侵，故设屯田校尉掌管之，《汉书·西域传》记载：至宣帝置都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这表明在汉宣帝之前，匈奴一直在威胁西汉的西北边疆，屯田校尉在这时期是防御匈奴入侵的主要屯田将领。屯田兵的设立，还可以为出使外国的使者提供给养，《汉书·西域传》记载：孝武征四夷，开西域，“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同时西域各地亦请求西汉朝廷就地屯田驻军，《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凤四年尉屠耆曰：“‘……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西汉政府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屯田，在我国后勤史上创造了先例，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发展边区生产都有重大意义。一是边防部队通过军屯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解决了后勤保障的重大难题，从而使边备充实，防御力量增强。二是减少了国家运输边粮的巨大耗费，节省了军费开支。三是屯田所产粮食不仅可供戍边部队平时食用，还可部分储备，支援边防作战，提高了保障时效。四是屯田所产粮食还可用于支援内地。武帝元封年间，由屯田区运往京师的粟谷每年多达600万石。
当今时代，边关屯田的地位作用也许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汉武帝时代的军屯思想仍应继承，边海防的各方面建设永远不可放松。特别是要加强经济建设和战略预置的研究，拓展其内涵、丰富手段，充分与国家经济战略、安全战略相结合，让军屯思想在新时代以新的面貌发扬光大。
（五）设立铁市，广用铁器，打造铁军
铁制兵器的广泛使用在冷兵器战争时代具有重要意义，铁器因明显优于青铜兵器的作战性能和经济性而起到了推动军事变革的作用。西汉时期，汉军武器装备的显著进步主要表现在铁制兵器的发展上。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的情况，铁兵器最先发现在春秋战国之际，但是铁兵器的大规模使用和生产，还是在西汉时期。汉武帝时把盐铁收归官营，加强盐铁等关系到国计民生事业的管理，这使铁的冶炼技术日臻完善，因而生产出的兵器也更加精良。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的大司农，其属官就有铁市长丞。铁市就是掌管铁器制造发展的部门。各地官府都有从事开采冶铸的铁官多名，其所冶铁和所铸铁器当然包括军用在内，是重要的军用物资。西汉制造兵器分工细致而且组织完备。《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唐人颜师右在若卢下注说：“若卢主藏兵器。”说明若卢是主管收藏武器的官职。主管兵器制造的最高长官是少府的属官“考工官”。《汉书·百官公卿表》的少府所属考工室目下注说：“臣瓒曰：‘主作器械。’”地方上主管兵器制造的是“工官”。如《西汉会要·兵二》工官条记载：“河南、南阳、济南、泰山、颖川、河内、蜀、广汉等郡，皆有工官。”其下注：“工官虽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实输京师。故武帝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以赡之也。”
同少府机构相似，中尉虽然以“掌徼循京师”为主，但他的属官“武库令”和“都船”也是负责武器装备等保障工作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侯、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如淳注说：“汉仪注有寺互，都船狱令，治水官也。”说明都船是掌管包括水上军用船只在内的官船事务的。《太平御览·职官部》二十八引《官职六典》记载：“武库令，掌邦国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以备国用，丞为之贰。”这说明武库令是掌管军用武器的，武库令丞为武库令的副贰，是协助武库令处理事务的。武库则是国家军用武器的储藏库，《汉书·毋将隆传》记载：“安帝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田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臣请收还武库。’”武库为军事重地，一般皆由要人掌管，《汉书·魏相传》记载：“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为令。”西汉的武库最初为丞相萧何所设，地点在未央宫，《汉书·高帝纪》记载：“萧何治未央官，立武库。”《三辅黄图》记载：“武库在未央宫，萧何造以藏兵器。”
从文献记载和地下发掘出土兵器的情况来看，当时最常用和制造最多的武器有剑、刀、戟和弓弩，《汉官仪》记载：“尉、游徼、亭长皆心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这些兵器相较前代，进步明显，使汉军在对匈奴作战中拥有技术优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铁剑。剑是古代军队普遍装备的兵器，剑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整个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西汉时期铁制剑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行兵打仗的必备武器之一。西汉制造的铁剑在尺寸的增长、作战的功能转移和普及度上都有显著进步。铁器在我国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那时这种金属还十分难见，掌握冶铁技术的人还不多。所以这个时期甚至到了战国时期，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青铜宝剑。这一时期以吴越制造的宝剑最为著名，传说中的中国铸剑大师欧冶子和干将就是当时铸工中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部分宝剑，其中有几把镌有吴王或越王自作字样的宝剑。例如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有“越王鸠浅作用镂”，全剑长仅55.7厘米，质地为青铜。虽然到了战国晚期楚国出现了铁质宝剑，但是这时期甚至到了秦代，青铜剑仍占主要地位，例如出土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宝剑，绝大多数是青铜制造的。
二是铁戟。在考古发掘中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戟是1973年在河北藁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的戈矛合体的戟，这可能是戟这种兵器的最早形态。但是，铁戟的普及是在西汉时期。史书中曾多次出现对铁戟的描绘，《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记载：“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盾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通鉴纪事本末·武帝伐匈奴》记载：“（李）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这一时期铁戟的使用已经十分普及，而且对匈奴骑兵作战很有优势，《汉书·晁错传》记载：“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可见，铁戟这一兵器主要是对付匈奴军队下三路的，具有毁伤敌军战马的特长，而且能够与其他长短兵器配合，这就形成了对匈奴作战的整体优势。
三是弓弩。弓箭是最古老的远射兵器之一，也是古代中外军队的常用武器，其技术进步对作战影响很大。西汉在弓弩制造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是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尤其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从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箭镞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这个墓中，共发现441枚箭镞，而其中仅有70枚是铜质的，其他均为钢质。但是，西汉的箭镞最常见的是铸铁制成的，形为铁身圆体，尖部呈四棱形，是用生铁通过处理而铸成的，这种方式铸成的铁，十分坚硬，铁尖非常锋利。
从出土的资料证实，战国中期以后，弩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弩同弓在弹射的原理上是相同的，但弩比起弓来更适合实战的需要，它是在弓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弩由三部分组成，即臂、弓和机。有了臂和机，它就较弓更好用了。西汉的弩同前代比较，主要有以下进步：其一，在青铜扳机的外边装上一个铜制的壳——所谓的“郭”，然后把它嵌进弩的木臂中去。这在实战中的意义是能够加强木槽的承受能力，自然也就提高了弩本身的效能。其二，弩在瞄准装置上的进步。增加了望山的高度，有的弩在望山面上增加了刻度，例如满城刘胜墓中就发现了这种弩，但这种带有先进瞄准装置的弩尚未普及。关于西汉使用弓弩的记载相当多，《汉书·晁错传》记载：“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汉书·李广传》记载：“（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执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弓弩在西汉时是最常用的兵器之一，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是铁甲。自古以来，攻击性兵器和防御性装备都是在矛盾对抗中发展的。我国汉代已经大量使用铁甲，极大地提高了官兵的生存率和战斗力。据《汉书·霍去病传》载：“去病自四年军后三岁，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玄甲即指黑色的铁制铠甲。地下出土的资料也基本与文献记载吻合。1965年在咸阳杨家湾西汉遗址中发现了陶俑2500多个，在这些陶俑战士的衣甲上涂有黑色，象征玄甲的约占40%，这说明汉初的铁铠甲已近普及了。由于这一时期的冶铁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此这些铠甲的质地十分优良。经过金相鉴定，证明它是由块炼铁锻成的，表面为铁素体的退火组织，中心部分的碳稍高。经过以上的特别处理，使这具铠甲的甲片较前代更为坚韧。
任何先进的单件兵器都是不能改变战局的，但是一旦形成规模，就可能决定战争胜负。西汉的武器不仅质量较前代高，在数量上和种类上也较前代多。《汉书·李广传》记载：“（李）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又如《汉书·韩延寿传》所载：“（韩）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于是（萧）望之劾奏延寿上僭不道……坐弃市。”另外，在出土的西汉墓中亦多藏兵器，说明此时的兵器数量已超过前代。
从汉武帝漠北之战决胜，以及他在帝位上的一系列作为来看，一支军队要成为常胜之师，必须适应时代发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水平，始终以部队征战需求为根本，打牢胜战的基础。当今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第一保障力，必须大兴科技强军战略；军队的体制编制改革也必须适应战争形态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建立科学先进的组织形态；军队的战斗力和保障力均来自国家实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确保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根本方略，必须超越前人创造性发展军民融合的方式方法，始终保持军队强大的保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