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今河南中牟境内

简介：公元200年发生的官渡之战，是弱曹胜强袁的著名的后勤之战、击后致胜的典型代表，后勤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袁绍投入十万大军，曹操仅有两万多兵力，但曹操巧破乌巢袁军，并将乌巢袁军粮草全部烧毁，断绝了袁军粮食补给，使袁军军心恐慌，曹军乘势出击，大破袁军。此战，袁军兵多粮足，实力明显强于曹军，之所以失败主要由于轻敌，且忽视对后勤辎重的防卫。官渡之战反映了曹操的军事后勤思想，充分说明了后勤与作战的紧密内在联系。

战例评析与启示

官渡之战发生在东汉末年，弱曹胜强袁的著名后勤之战。综观作战过程，袁绍、曹操实力强弱转化源于后勤。一方面，袁绍疏于经营后方，而曹操则高度重视经营后方；另一方面，袁绍因力量占优势而狂妄自大，优势渐失，而曹操注重捕捉战机，不断寻求优势转换，终于抓住了袁绍的致命失误，以弱胜强。官渡之战充分反映了曹操的军事后勤思想，深刻揭示了后勤与作战的内在联系，后勤的根本职能是保障作战，同时后勤又是作战的重要内容。曹操以劣胜优、以弱胜强，在各个方面为后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特别是后勤与作战的紧密融合乃是现代战争的致胜之道。

（一）精于谋划，善于纳谏

强胜弱败是一般战争规律。但是官渡之战表明，强势一方不纳良策，谋划不足，似强实弱，也会打败仗；弱势一方精心谋划，博采众议，战法得当，也能打胜仗。在兵力和装备方面，袁绍拥兵十几万，其中精兵1O万，骑兵数量多而精锐，有铠万领，马铠300具。而曹操由于所辖地域战乱频繁，无法养较多的兵，兵力仅数万，装备落后，大铠仅20领，马铠不足10具。二者相比，袁绍占绝对优势。在战争资源方面，袁绍控制的河北冀、青、幽、并四州，“民户百万”，仅冀州即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如果按户籍征兵，可得30万兵，人力、物力资源较为丰富。而曹操控制的黄河以南的兖、豫、徐三州和归附的关中，大都是长期饱受战乱摧残的重灾区，曹操将其描述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户口仅存1/10，战争经济潜力比袁绍差得远。在同周边割据者的关系方面，袁绍与北方的乌桓、鲜卑等民族关系和睦，对南作战无后顾之忧。而曹操侧后的刘表、孙策、张绣正在观风望色、伺机而动，不确定因素较多。

如此看来，曹、袁对抗，曹操的胜算并不大。但是曹操与荀彧、郭嘉等人研究比较，却归纳出袁绍在10个方面不如曹操，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重点是以下三点：一是在政治上，曹操控制了东汉政府，挟天子以令诸侯，似乎是正义之师；而袁绍纵兵向南，给人以犯上的印象，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二是在为人统兵上两人差距更大。袁绍为人外宽而内忌，嫉贤妒能，志大才疏，所收人才不足不强；治军宽缓，法令不行，作战指导上不懂兵要；境内豪强横行，土地兼并严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而曹操计谋多端，赏罚必信，士卒精练，用兵如神，在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方面远胜过袁绍。三是在作战准备上，曹操筹划周密、准备充分，又胜过了袁绍的自视过高、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可见，曹、袁两大对立集团相比，单就军事实力上讲袁绍占势，但其他方面问题较多，总体来讲则各有优势和不足，因而关键还看双方具体的作战指导。

然而，在作战指导上，曹操与袁绍又形成鲜明对比。袁绍是屡不纳谏，优柔寡断，一步一步走向被动失败；曹操从谏如流，果断决策，一步一步转弱为强。袁绍家族四世居朝廷三公高位，门生故吏遍天下，袁家成为全国最大的私人团体。袁绍本人官至渤海太守，因讨伐董卓专权被推为联军盟主，身边也不乏足智多谋之士，但其致命弱点在于“能聚人而不能用”，使拍马逢迎之人得势，而有真才实学的谋士提出的许多高明计策则无一被采纳，以致将帅离心离德，生生把自己推向绝境。

而曹操求贤若渴，多次下达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只要是有“治国用兵之才”的人，不论其出身地位如何，都提拔重用。因此，曹操身边聚集了一批有各方面才能的文武人才。谋士有郭嘉、荀彧、荀攸、毛玠、满宠、程昱等；武将有李典、张辽、徐晃、乐进、于禁等，史书称他“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更重要的是曹操善于采纳部属建议，实行屯田，扩大了粮秣供应来源；后来则采用前来投降的袁绍谋士许攸的计策，果断袭击乌巢，抓住了扭转战局的关节点。

后人有诗叹曰：“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现代战争更加复杂多变，必须深度筹划在前，精心实施随机应变在后，指挥员更要善于发挥参谋机构的群体智慧，特别是要注意听取后勤部门的意见建议，长远计议，从全局把握作战行动，科学处理作战与后勤保障的关系，既要确保自己的后勤供应、勤务保障不断，又要想方设法破坏敌人的后勤保障，把战局不断向胜利推进。

（二）充分准备，后发制人

要战胜敌人，纸面上的周密筹划不可少，实实在在的物质准备更不能缺。官渡之战曹胜袁败的结局，首先与有无充分的战前准备有关。战前，面对力量对比袁强曹弱的总态势，袁绍狂妄自大，轻易发动战争，不重后勤准备与防卫，结果一败再败，由小败到大败。曹操虽以2万多兵力抗10万强敌，但是进行了充分的后勤准备，弥补了战争资源的不足，使自己的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最终以弱军战胜强敌。

曹操志向高远，有宏图大略，善抓根本，其作战准备入手早，而且是从后勤保障基础抓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扩大屯田规模，广泛储备粮秣。在以兖州为基地，统一河南期间，曹操料定在北方群雄中最后同自己争天下的唯有袁绍。而要战胜袁绍，必须解决兵丁、粮食等战争资源问题。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谋士毛玠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霸王之业可成”的主张；公元195年，谋士荀彧引用“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据河内”等“扎牢根本，再徐图天下”的先例，提出了“深根固本”方略。曹操利用挟天子之利，在中央官府设大司农，大郡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县设典农都尉和屯司马。每个屯司马管理50名“典农部民”（屯田人员），利用大量闲置和荒芜的土地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无地流民，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公元196年，曹操专门发动部下讨论经济问题时，羽林监枣祇和韩浩又提出了兴办屯田，由公家出面，把流民与土地结合起来，开辟粮源的主张。曹操采纳了这些主张，任命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流民，在许都一带的公田上耕作屯田，并下达了《置屯田令》要求“修耕植以蓄军资”，当年募得8000屯田户,4万余人，屯耕土地60万亩，获谷百万斛（约50万市石）。以后，随着曹操领地的发展，屯田逐步推广到北方曹操控制的各州郡，规模越来越大。至公元199年大战之前，曹操还派治书侍御史卫凯，到保持中立的关中地区统制盐政。利用售盐所得的利钱，购买耕牛、农具，招抚流民屯田，发展耕种，充实关中。为鼓励生产，曹操还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保障经济发展。一次曹操行军途中，其坐骑受惊，踏毁青苗，曹操割发代首，以正法纪，被传为佳话。曹操的一系列得力措施，收效显著，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有了较为充分的粮草供应，曹操就具备了施展军事才能、后发制人的基础条件。为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他采取守势，周密设计战场，以方便粮食供应为重点，占据官渡易守难攻地形为防御要点，通过坚守防御寻找决胜战机，而袁绍虽统治北方广大地方，粮食充足，但不听良谏，硬要就地决战，导致后方保护不力，粮草屡被烧毁，终至断粮军溃。

官渡之战表明，充分的战争后勤准备至关重要。再高超的谋略思想，都要以充分的物质准备为基础。物质准备是作战思想实现的平台，后勤保障是指挥艺术发挥的支撑，任何忽视后勤，以为后勤保障不是专门的科学的认识都是极端错误的。现代战争对后勤保障的依赖程度之高前所未有，后勤保障的复杂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准备稍有一点不到位、保障稍微不充分，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进而导致作战失败。从某种角度讲，后勤保障就是战争准备的科学，后勤准备到位了，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战争指导者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

（三）坚守前方，稳定后方

官渡之战双方斗智斗勇，虽过程较为复杂，但最终的矛盾焦点却不在两军对垒之地，而是集中到了各自的后方。双方对决的是谁的后方更稳固、粮草供应更充足。

曹操坚定贯彻自己的防御战略，以确保官渡要点不失为核心，依托坚固工事与敌对战，其他行动皆围绕这一作战重心展开，在官渡不失的前提下寻求战局转换。同时，他又始终高度重视大后方的安全。在发生刘备反叛的意外事件之后，为稳定后方，避免陷入两面作战，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动出击，大败刘备，及时消除了后患。否则，刘备在袁曹作战中，率其新得的数万兵力，偷袭曹操后方，必然动摇曹操根本，在两面夹击下，曹操必败无疑。在官渡相持阶段，刘备又两次袭扰曹操后方，曹操果断地命曹仁率军回后方安定局面，击败刘备，迫使袁绍不敢分兵再出。在后方部分郡县百姓苦于征收棉绢导致反叛的情况下，曹操下令将征收的棉绢发还人民，又及时稳定了后方。曹操后方虽多有不稳，但由于他高度重视，用兵决策果断，总体保持了后方稳定，进而保证了曹操对袁绍作战中能一心对敌，避免了两线作战、粮草不济的败象。

同时，曹操对袁绍后方的打击则从不手软，出手就能建功。两次乌巢烧粮，诱发袁绍内部君臣的内讧，先致许攸弃袁，又致张郃投降，使得优势的袁军军心动摇混乱，进而全军瓦解。为了切实达到烧毁敌粮秣、断敌补给的目的，曹操以孤注一掷的极大勇气，置背后袁绍援军于不顾，高度集中攻击力量，保证了一鼓作气攻下乌巢。正是这把果敢烧粮之火，结束了九个月的僵局，使曹操赢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

官渡之战表明，稳定的后方是胜战的基础。军队后勤虽然在于保障作战，但是后勤保障与作战不能截然分开，两者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筹划。后方虽然重在保障，但也是战场，击后而制前是军事家常用的战法，保卫自己的后方与破坏敌人的后方需要有机结合，唯有将后勤与作战一体筹划，才是胜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