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流
简介：公元1206年，随着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汗国的出现，一场史无前例的征服战争如同飓风一般，横扫欧亚大陆。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了包括中国南方农耕民族在内的整个亚洲，向南进到现今印度支那和缅甸，向东波及日本，向西占领现今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后，打败德意志联军，穿过多瑙河，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成吉思汗在取得军事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后勤和装备保障奇迹，其“生战一体”的军事思想、高度一体化的保障模式、“奥鲁”制与“马上”后勤的体制极具特色。
战例评析与启示
由成吉思汗发动的这场征服战争持续数十年，直到他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才得以结束，控制了从亚得里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建立起范围空前的大帝国。当时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身边侍奉了17年的马可·波罗写道：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在取得军事奇迹的同时，蒙古军队也创造了后勤奇迹：这样长时间、远距离、不靠本土补给的征战，却从未发生严重的后勤困难。正如1981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言：“入侵中国和欧洲的成吉思汗和速不台的蒙古骑兵部队没有补给问题。”还形象地论述道：“13世纪蒙古骑兵大军的后勤体制，是历史上最有效的后勤体制之一。它以自给自足和就地取给为主，而以基地供应为辅。在正常情况下运动时，蒙古大军分成若干军团，伸展在广阔的地区，而以行李大车、驮载牲畜和畜群构成的辎重队相伴随。行军路线和设营位置都经过精心选择，着眼点是便于放牧牲畜和筹集粮食。给养和饲料均预先沿行军路线储备。进入敌国时，军队即抛弃其行李和畜群，分成若干间隔很大的独立纵队，多方向、高速度地向无备的敌人猛烈冲击。在一次这样的接敌行动中，一支蒙古军队3天走了180英里。给养、军马、运输等勤务均有妥善组织。吃苦耐劳又久经磨炼的蒙古战士，能够几乎是无限期地只靠肉干和酥酪生活，偶尔以猎物作为补充。在万不得已时，他还可以从坐骑颈部的血管里吸一点血。在干旱草原上繁殖起来的蒙古矮种马，普遍有耐力。他们每人都有几匹马，行李减少到最低限度。装备都是轻巧而且标准化的。”13世纪蒙古骑兵征战亚欧大陆的历史极富传奇性，直到今天，在世界军事界仍具重要影响，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后勤方面的启示。
（一）生战一体，生战一致，铸就战保一体优势
纵观成吉思汗崛起，到征服欧亚大陆的整个过程，其在很多方面并无过人之处，甚至是落后的，但其军队能够所向披靡，必有深刻原因。杜普伊在《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一书中评论道：“他们很能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他们体格强壮，只要一点点或者根本不需要医疗条件，就能保持身体健康，适应战斗的需要。”可见，蒙古骑兵身体素质好、适应能力强，而且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后勤物资的需求低，是当时世界各国军队难以比拟的。归结起来讲，关键就是生战一体、生战一致。生活即是战斗，战斗也是生活，这种看似简单的一体化，却具有极大的作战和保障优势，而且是其他走向定居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无法企及的。
每个蒙古人一出生就处于一个“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的环境中。他们“上马则准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从孩童到老年，完全处于艰苦奋斗的环境之中。成吉思汗一再要求“蒙古人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所谓“与人战”即作战，而与动物战主要指狩猎。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认为行猎是训练军队将官和士兵的最好方法。在军队不打仗时，他鼓励军队从事狩猎，通过狩猎，既可以学习猎人如何追赶猎物，怎样摆开阵式，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捕，又可以使士兵熟悉弓马，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动物为对象的战斗演习。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人视“冬初为大猎之时，其围猎有类出兵”。这就形成了蒙古人生战一致、训战一致，既可以说狩猎像作战演习，也可以说作战就是另一种狩猎。
这样做的目的也就是有意创造一种与战时环境相近的日常生活环境，以训练士兵对艰苦生活的适应能力，不至于因和平时期的优越生活而丧失战斗意志。实践表明，战争中有再好的后勤补给也难免出现物资匮乏的时候。生活简朴是战争的普遍要求，一支日常生活奢侈浮华的军队，将难以适应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大规模的远征需要军队从心理和生理上适应异国他乡的环境，在长途跋涉、持久作战中保持战斗力。这对军队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就是逐水草而居，一年四季不断迁徙，可以说其生活中已奠定了远距离机动作战的基础。为了适应不断迁徙的需要，他们除必要的生活用品外，没有过多用于享乐的东西，饮食穿戴大都来自马、牛、羊以及猎取的动物。食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只需火烤而食。这种生活方式，减轻了战争中的后勤负担，更加有利于实施就地取给。
需要指出的是，生战一致在古代极具生存意义。女真人与蒙古人就是一个鲜明对照。来自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也曾是强悍无比，能够灭掉辽朝和北宋，足见其战力之强。但是，进入中原后在丰厚的物质生活下不能把持，迅速腐化堕落，变得与以弱著称的宋人相近，人人以获取科举功名为荣，以当兵打仗为耻，在此社会环境下的军队无法与生战一致的蒙古军队相比。
因此，“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悖者亡”，是一条真理。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的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也必须清楚，我军要的是打仗后勤，而不是过日子后勤。当然，平时我们要把伙食搞好，但野外驻训还搞‘四菜一汤’，天天要洗热水澡，连野战食品都不愿吃，那还能打仗吗？要围绕打仗搞服务，既要保证战士吃好穿暖，也要锤炼战士顽强战斗、吃苦耐劳精神，防止‘骄娇’二气。”现代战争也许没有古代战争艰苦，但是艰苦奋战的精神必须永远保持，军队后勤永远都要全力保障好作战需要，但是也必须永远与作战、训练相一致，不可履金人、宋人的覆辙。
（二）取用于敌，以战养战，适应远程征战特点
在中外战争史上，由于军队补给跟不上导致战争失利的例子很多，像拿破仑这样的伟大将领都难以幸免。所以，军事家都把军队的补给特别是远征异国时的补给视为最棘手的问题。实际上，远程作战要解决人力、物力、财力多个方面的问题。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却通过取用于敌、以战养战，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蒙古军队连续征战数十年，驰骋欧亚，横扫万里，始终保持很强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因为人力、物力、财力不济而停止战争。
首先，是给养和武器装备保障方面的物力问题。孙武讲：“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成吉思汗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如前所述，蒙元军队在基于单兵的“马上后勤”及“奥鲁”制度的基本保障基础上，主要靠掠夺解决物力问题。除了通过歼敌主力、攻城拔寨，获得给养和兵器补充外，成吉思汗还把敌城中的工匠技术人员召集起来制造武器装备，以为己用。不但解决了装备保障问题，而且还创新发展了一些武器装备。
其次，是财力问题。蒙古建国之初，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军需保障，且军队出征作战，又自备钱粮；征战中，更是随处掳掠或由征服国供养，完全实现了以战养战。只是元建国之后，国家财政支出品类繁杂，各类赏赐、宗教用费、官府经费及官俸，皇室费用等耗资巨大。为了赡养一支强大的军队，维护蒙古族贵族统治，元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筹划军费，但因具有残酷剥削性质，反倒留下祸根。
最后，是人力方面。相对于物力、财力，人力问题实质上是蒙元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蒙古民族要征服亚欧大陆，其致命缺陷是人数太少。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的：“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牧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000名军人。”然而，蒙古军队却从来没有为人力不足所困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蒙古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在火器尚未大量应用的冷兵器时代具有质量优势，往往能以少胜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蒙古军队广泛利用了被征服民族的人力资源。正如著名学者李启明在《中国后勤体制》一书中指出的：“蒙古军在兵员方面也像滚雪球似的增加。从蒙古军扩大到探马军、汉军、新附军、纠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寸白军等，越滚越大。”可以说，在征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还可用，但在统治一个多民族国家时，蒙元的做法完全是落后的，人分三六九等是极大的倒退，其统治必难持久。
（三）缩小摊子，高效保障，支撑远程机动作战
拿破仑说过：“整个战争艺术的秘密，就是使你成为交通线的主人。”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在数十年征服亚欧大陆的战争中，靠的是速度和机动能力。其速度之快、机动能力之强在当时世界无与伦比，因而被称为“来自蒙古的旋风”。而其之所以有这样强的机动性，一方面因为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就是逐水草而居，一年四季不断迁徙，可以说从生活中已经奠定了机动作战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于其军队后勤简单、摊子小，是一种“马上后勤”。1981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形容说：“他们本来就生活简陋，运动快速。每个士兵有三匹备用马，一匹是牧马，供他食用马奶，另外两匹是他的备用战马，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杀掉吃肉。”“当蒙古军队临近攻击目标时，先将备用马留在后方，然后分成若干独立纵队，从几个方向冲向敌人。”《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一书也指出：“由于行军时不需要为马匹备带饲料，士兵又自带各人的食物和装备，而且都只要最小的用量，因此蒙古军队不需要拖带庞大的后勤供应辎重车队，也不必保留一个后方供应基地（大部分蒙古战马都是母马，士兵都能靠喝马奶生活，因此减轻了军队食物供应的负担）。”实践表明，只有最大限度地缩小后勤摊子，才能更好地实施大规模机动作战。
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每次出征都要严格按规定进行后勤准备。据《鞑靼千年史》一书记载，每个士兵务需带齐下列物品：弓四张、箭四百支。长短枪、骨朵（即铁蒺藜)、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孟、粆一斗、沙袋、搭（金毛）、伞各一。系马绳二百尺，以及炊锅、蜡、锉刀、毛毡、雨伞、针线和大麦若干袋等。如有缺一物未带者，在出征检查中查出就要受到处罚。这些物品基本解决了骑兵的保障问题，再加上其他灵活多样的保障方法，能很好地适应军队机动作战的要求，使其军队“迅如雷电，捷如鹰鹘”。据称，蒙古军急行军时，一天可以行进80千米。对于成吉思汗骑兵部队的后勤保障，史书有过精彩的描绘：“出征时是羊马随行，不用运饷，羊食尽则射猎野兽，不举烟火。可以行军迅捷，来如天坠，去如电逝，定居的工民难以防御。”
蒙古骑兵的做法表明，快速的机动作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后勤保障，是否匹配的关键衡量指标，就是能否同步机动。现代战争高速机械化武器装备大量使用，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时代可以比拟的了，以多胜少的战争机理已经改变为以快胜慢，高速机动是军队打胜仗的重要前提。这就再次对后勤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大力发展机动伴随保障装备，绝不能出现前后脱节或影响作战机动速度的问题。
（四）善于学习，保留人才，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建立时，还处在奴隶制阶段，能够有效支撑战争，并建立封建制政权，除了征服还必须能够学习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
在铁木真统一蒙古之前，蒙古族还没有文字，这是已经被他意识到的一个弱点。1206年，成吉思汗一建国就命令失吉忽秃着手制定青册，这是蒙古族正式颁布法规的开端，据《史集》记载，到1219年才完成所谓《札撒大典》。他还一直想创制自己民族的文字。在征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住了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于是就让他掌握金印和钱谷。铁木真把塔塔统阿留在自己左右，“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不久，铁木真让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学习，即所谓“畏兀儿书”。从此以后，蒙古汗国的文书，就用这种文字；对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忽必烈在位时曾让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但元朝退出中原后就基本上不用了，而“畏兀儿书”经过改革完善，一直沿用至今。
1260年，也是中统元年，蒙哥大汗之弟忽必烈即位。忽必烈是元朝的建立者，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他是军事家应无人置疑，说他是政治家是因为他即位以后，开始注意民心的归顺，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改变了过去变农田为牧场、掠人为奴的旧俗，采取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同时还采取反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1271年忽必烈宣布废除蒙古国号，定国号为元。忽必烈借鉴汉制，在其集权统治下，设置枢密院和中书省。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中书省为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构。下设户、吏、礼、兵、刑、工六部。其中户部、兵部、工部及所属机构与后勤紧密相关，承担部分军队后勤支援和保障任务。应该说这一做法巩固了元朝统治。总的来看，在元代社会，尽管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若干落后倒退的因素，但由于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而相互补充，也取得一定的发展。
蒙古军队比较善于学习，还表现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火器的产生来源于火药的发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火药、火器最早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已把火药主要成分的硝、磺应用于医药。隋唐时的练丹书里，已有火药制造的明确记载。北宋时，第一次把火药应用于军事，火器有了较快发展。到仁宗时（1023-1063年），曾公亮等所著《武经总要》中，综述当时的火器有火箭、火炮、火药鞭箭、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等十余种。此时，燃烧性及爆炸性的火器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铁火炮和管形突火枪也已出现。南宋时，一些重镇都设有火器制造作坊，江陵、建康、寿春、镇江等地的火器生产具有相当规模，其中九江作院日役工匠2000人，江陵府一天可造一二千只枪。各县也拥有军工作坊。
金朝军队在同南宋作战中使用了铁壳爆炸性火器“铁火炮”，用生铁铸成，壳厚二寸，内装黑色炸药，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军在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时，使用了这种“铁火炮”。后来“铁火炮”经过改进，被称为“震天雷”，类似今天的“地雷”。“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火点着铁甲皆透”(《今安·亦盏合喜传》)。金军还装备了“飞火枪”。用十六层纸做筒，筒中装黑火药，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燃，火焰喷出枪前十多步。蒙军与金军作战时很惧怕这种武器。当时，火器已被应用于战争，并且不断得到改进，火药的性能、火器的杀伤力也都有了很大提高。
蒙元军队正是在战争中体会到了火器的威力，因而非常重视火器发展。元朝统一全国后，火炮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火铳是用金属制造枪管，利用火药推力发射石弹或铅弹、铁弹，能在较远距离杀伤敌人。火铳的发明，开创了火器发展的新阶段，是武器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元朝建立后，更是加强了全国各地兵器制造的管理。在大都设立武备寺，由正三品卿掌管，隶属工部，负责全国兵器制造和管理。武备寺包括制衣甲的寿武库，制造军械的利器库和管理地方各军器局的广胜库。京外各路大多设有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人匠局、军器局，一些府州、县还设有甲局、弓局、弦局、杂造局，从而形成了一个从上至下庞大而完整的兵器制造管理系统。地方官府和民间工匠都不得随意制造兵器，也不允许民间私藏武器。蒙古军南下灭金伐宋时，每战一地，都要下令收缴兵器。对收降军队的兵器控制也十分严格，如新附军只有在作战时或出戍时才许持有武器，用过之后就要交纳仓库统一保存。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则不受此限制。
要发展技术装备就必须有人才。早在蒙古国四面征伐过程中，元统治者就认识到了技术工匠在战争中的作用。成吉思汗时期就规定，凡屠城，“唯匠者免”（《静修文集》），以后形成一种制度，每占领一地，都注意掳掠被征服者的器物和工匠。1215年，成吉思汗率军攻破中都后，下令凡有技能和受过教育的人免于处死，他把俘虏的工匠集中起来，分配到各个官营手工场制造兵器。忽必烈灭南宋后，从江南30万名工匠中挑选10万名到官营手工场。太宗八年，又命五部将分镇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户”（《元史》卷一二三）。对于制造兵器的工匠，统治者将其编入各军，为之制作军器，这部分则称之为军匠，归兵部管理，有的则归工部掌管。如世祖十六年，工部又“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秋涧大全集》卷五八）。二十四年复再“括江南诸路匠户”（《元史》卷一四）。对制造炮的工匠，统治者将其集中安排使用，1279年3月，“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师”。官府对于技术工匠管理甚严，归兵部的工匠（即军匠）入军籍，归工部者入匠籍，不入户部所管的版籍之中；凡系官匠户地位皆世袭，免除官工场制造以外之差科；官局匠户眷属之婚配，亦受官府之管制。这些特殊规定之目的，就是将技术工匠处于官府的严密管辖之下，为其制造更多更新的兵器。
元代军事手工业的革新进步，促进了军队建设。元军事力量由单一的蒙古骑兵，发展成为具有步兵、炮军、弩军、工兵、匠兵、水军多兵种的军队。不仅能适应陆地作战，而且在江河湖海也能一展雄姿。在作战方法上，由单一骑兵野战，发展为既可进行防御战，又可进行攻坚战，军事活动的领域更加广阔。
然而，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蒙元大帝国统治范围曾西至匈牙利，北到俄罗斯，东至太平洋，南到大理（云南一带），总面积约2400万平方千米，为人类历史之最。然而，这个大帝国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从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年号起，至1368年元朝灭亡止，共十一帝，仅历时108年。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解决其与生俱来的致命问题——没有独立的文化体系，而且也没有成功建立为各民族所接受的新的文化体系。毕竟化文明城市为草原牧场是时代的退步，把农民变成奴隶更是人民不能接受的倒退，仅能百战百胜而没有科学的治国体系，国家怎么能够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