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河套地区，银川平原
简介：秦始皇北击匈奴之战是典型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对外用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实现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抱负后，开始部署对外用兵，从而把先秦华夏族同周边少数民族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特征的冲突，转变为新兴封建统一国家以保卫边疆、开拓边疆为特征的战争。他以蒙恬为帅北击匈奴，迫其远去大漠七百里，并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座延续2000多年的边防军事工程——万里长城。
战例评析与启示
以墙制骑，据河为塞，是秦始皇抵御匈奴最重要的战略方针，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后勤保障活动。秦始皇针对匈奴用兵袭扰特点，除重兵屯守边境外，积极借鉴在秦统一前列国防范匈奴的“以墙制骑”经验，全面修缮、连接原燕、赵、秦三国所筑的北长城，初步形成完整的后方防御体系，既保障了后方的安全，又为下一阶段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态势。驱逐匈奴战争后，秦王朝采取的固边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大多与增强边防经济实力和勤务保障能力有关，为秦之后的边疆持续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秦始皇抗击匈奴之战取胜的重要保证。在古代农业经济和冷兵器作战的条件下，保障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供给粮秣、衣甲、兵器、舟车、军马等。而粮秣为每日不可缺少的后勤物资，不解决粮食问题，就无法进行任何战争。加之北部边疆自然条件恶劣，粮食产量有限，要保证30万秦兵的长期屯守和作战，粮食的筹措、储备和运输至关重要，需要国家依靠各地交通网和组织大量的人力、畜力、车船转输以供军需。这样，运输和仓储就成为后勤保障的主要内容，而军垦屯田则是就地保障军粮供给的补充手段。
秦击匈奴之战，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对外用兵，并以较小代价取得重大胜利的第一次战争。战争以中国北部边疆的巩固和开拓而告结束，并取得了终秦之世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的长远效果。其经验丰富，给后人守关固边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依托国家体制建立后方保障体系
有了阶级，有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和后勤。从某种角度讲，封建国家体制就是一种军事体制，国家军队要进行战争必须依托国家体制组织实施后勤保障。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在依托国家体制建立后勤保障体系方面可谓卓有成效。秦“三公九卿”的中央政权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奠定了统治基础。三公之一的“太尉”为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其下九卿中的“治粟内使”掌管粮食、财物；“少府”掌山海地泽之税，以供给养；“太仆”掌舆马，下设车府令，专司车马之事。在地方设郡、县两级，县以下又设乡、亭，均设置管理后勤事务的官员，兵员和补给可由底层逐级动员汇聚，以供国家征战之需，以此构成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高度统一的后勤体制，一切军政事务的最后决断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从秦始皇北击匈奴的战争实况看，其国家体制运转高效，后勤保障从未出现重大问题。此后的战争多以国家为主体，国家对军队后勤的支撑程度对战争成败影响巨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出现了高度依赖国家工业体系的“总体战”。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表明，只有把军队后勤与国家后勤紧密结合起来，才有胜战的基础。
（二）国家安全需及早筹划、长远筹划
对北击匈奴之事，秦始皇于统一六国当年就开始筹划布局。针对匈奴游牧生活，飘忽不定，军事行动多游击袭扰，地理环境寒苦，不利农耕的特点，秦王朝决定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总方针，即在充分准备、稳定侧翼和后方的基础上，出其不意地实施军事打击，解除其威胁，尔后全力加强边防设施建设，保持强大军事压力，以防其继续侵扰，保护中原农耕经济的安全。这种战略指导既符合实际，又着眼长远，且为后续各封建王朝所效仿，充分说明了其正确性。
秦始皇对北防御不但有正确的战略指导，而且筹划落实也很到位。在公元前221年，他选择勇略过人的青年将领蒙恬统率重兵驻守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开始经营北部边防，确保关中地区和首都咸阳的安全。同时，着手对匈奴的作战准备。正如《史记·蒙恬列传》记述的：“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
公元前215年大战之前，秦始皇亲自到北部边境巡视作战环境，对秦皇岛、右北平郡（今河北省东北部）、渔阳郡（今河北省北部地区）、上谷郡（今河北省西北部）、代郡（今山西省东部）、雁门郡（今山西省西北部）、上郡（今陕西省北部）、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等地区进行实地勘查，视察了蒙恬部队，进而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先将侵占陇西河套的匈奴赶到贺兰山脉与狼山山脉以西，将侵占赵边境地区之匈奴驱赶至赵筑长城以北；秦以大部兵力进击河套北部，以一部兵力由北地郡（今甘肃与宁夏相连地区）进击河套南部。收复河套地区后，主力由河套北部地区渡过黄河，向高阀（今内蒙古五原县北）、狼山山脉进军，一部兵力由河套西南地区渡河，向贺兰山方向进军。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夺取河南地为有限战略目标的、立足点在于积极防御的作战计划。之所以制定这一计划，是因为秦始皇明白，他能击败匈奴，却不能征服和占有匈奴，无法根除其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的侵扰性，无法改变其生活条件、环境和习性。这个计划，是符合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情况的。
长远筹划取得了长远效果。一方面，北击匈奴之战后，终秦之世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另一方面，长城不但对秦朝统治有益，而且其后的封建王朝也受其益并不断对其修缮巩固。现代战争，打仗就是打后勤，后勤保障更需要战略思维、战略规划、长远布局。
（三）制定与战略相匹配的保障策略
秦击匈奴的战争，在客观上属于封建统一国家保卫边疆、开拓边疆的战争。对于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和促进内地与边疆的统一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秦统一六国后，对匈奴的战争不可避免。但是，秦始皇未制定扫除匈奴的战略，而是采取了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其后的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不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无法消除的。到汉武帝时，匈奴虽远遁了，但是其他游牧民族又兴起了，可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非常正确。战略既定，后勤的策略也要与其紧密配合。为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后勤策略，如驰道和“直道”的修建、设置边郡、移民边防等，特别是长城的修建，看似单纯的军事防御设施，实则为后勤工程、民生工程。战争历史表明，后勤保障从来都是为国家安全和战争服务的，有国家战略就要有相应的国防战略，有军事战略就要有相匹配的后勤战略，两者必须整体设计、协调推进。
（四）长城是对游牧骑兵作战取胜的重要保证
秦王朝针对匈奴骑兵强大，经常袭扰侧翼和后方，使秦边关地区防不胜防的特点，开展了大规模的边防筑城活动。这一工程从战争筹划准备阶段的公元前221年一直持续到战后的公元前210年，共达12年之久。秦王朝在战国时代秦、赵、燕北地边防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新的、被誉为人类古代文明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同大量的关、塞、亭、障相结合，同大规模的边防驻军相结合，构成了一个强大、巩固的后方防御体系，有力地阻滞了匈奴骑兵的南下，保护了战场侧翼和后方的安全，支撑了主动出击行动，保障了秦王朝的安全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以长城为标志的军事工程防御体系建设，改善了边防地区后勤与装备保障的环境和条件，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进入21世纪，抵御外来侵略，我们不可能再修筑类似秦代的“万里长城”，但以国境（陆地边界、领海、领空）安全为根本，以夺取制空、制海、制电磁权为标志的新质的“万里长城”工程建设更为重要，建立新型的高边疆、新边疆、远边疆，这是保证我国安全的重要屏障，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加强。
（五）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和粮食战略储备有效保障战争需要
为了保证这次战争的顺利进行，秦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交通建设。战前修筑了由首都咸阳通向北部边防重镇的驰道，成为转运粮食和其他后勤物资的重要交通运输线。战后又修建了由云阳通往九原的“直道”。这一系列的大规模交通设施建设，将秦王朝的内地与边疆紧密联系在一起，提高了保障的效率。同时，秦王朝建立了大规模的粮食储备体系，除各郡县都有粮食储备机构和设施外，还分区域设立了国家战略储备库，关中地区的咸阳仓、栎阳仓、霸上仓；中原的敖仓、陈留仓、宛仓；东南沿海地区的琅邪仓、黄仓、腄仓；西南地区的成都仓等，这些仓储设施还为后续封建王朝所使用，说明其战略布局的合理性。同时运用人力、物力将远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储备仓库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到北部边关，保障了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实践表明，大规模的军事交通建设和战备储备，是实施作战和保障的重要条件。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局部战争，除了建设四通八达立体的交通运输网外，也要高度重视战略储备，以保证战争所需。
（六）保卫边疆、巩固边疆与开发建设边疆有机结合
秦王朝在北击匈奴战争之后，除修长城、筑道路外，还采取了建立郡县、移民固边的重大措施。在从匈奴手里夺回来的河套地区和黄河沿岸，设立了九原郡和44个县，从内地迁去大批民众，开发建设这些新收复区域，并且很快发展成为经济繁荣地区，增强了反击匈奴作战的物质力量，成为新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一措施既巩固了边防，充实了人力、物力，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使之成为对匈奴作战的重要战略支撑。这一举措把保卫边疆、巩固边疆与开发建设边疆有机结合起来，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历史的发展表明，孤立地用军事手段保卫边疆，负担过大，长远效果有限，而用移民固边等经济手段开发建设边疆，并与军事手段保卫边疆相结合，就会相得益彰，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做法作为一条非常有益的经验，为后续封建王朝所继承。新中国在解放新疆后，采取军垦戍边、内地移民边境等政策，彻底改变了当地民族分布，为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增进民族团结，达到民族融合，保证新疆的政局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针对西北边境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应积极借鉴秦王朝及各朝各代移民戍边措施，与时俱进，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屯垦戍边、移民戍边、建城戍边等政策，把保卫边疆、巩固边疆与开发建设边疆有机结合起来，以确保国家领土完整、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
（七）兵器铸造达到青铜时代巅峰
1974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成功发掘了兵马俑坑，这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兵器武库，占地总面积约为20780平方米。这项重大的考古发现不但为世人再现了秦代布局严整、气势磅礴的庞大军阵，也呈现了青铜时代兵器的巅峰之作。秦代兵器大致可分为远射、刺击、捶击、投掷、防护以及格斗等几大类。秦代仍以青铜兵器为主，其制造工艺相当先进，对于战胜强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秦青铜兵器多是用双合范法铸造而成，铸出后再锉磨、抛光。秦始皇陵俑坑出土的剑和镞，经电子探针及X射线分析，发现其表面有一层致密的含铬化合物的氧化层，厚度为10～15微米，具有防腐防锈的作用，因此这些兵器埋在地下经两千余年仍不锈蚀，青铜剑表面光亮如新，蔚为奇观。此种工艺欧美发达国家直到近代才掌握，而我国远在秦代就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并广泛应用了，这证明秦代的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所处的领先地位。秦始皇陵俑坑出土的弩机数量相当多，这证明始于战国时代的这种先进射击兵器在秦始皇时代已经普遍地使用了，而且是主要的射远兵器。这种先进的兵器，形制为铜制木廓，臂长约71.6厘米、高8～10厘米，臂的前端有凹形槽以承弓背，臂的末端较宽，装置弩机机件。机件分牙、悬刀、栓塞等，全长7厘米、宽3.5厘米、高16厘米。据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墓内装有弩机，置矢待发，以防窃盗。在弩机中有一种重型机称为“连弩”。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游至东海就曾亲自操纵“连弩”，行至之罘时射杀一巨鱼。秦投掷类兵器有铜标枪，为战车上的常备兵器，主要用于行进中击杀较远之敌人。另外，还出土了前所未见的新式兵器——金钩、铜殳等。这都证明了秦代兵器在战国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
另外，秦国的水军兴起较早，其战船已具备了适应实际水上作战需要的多种类型，如“先登”“艨艟”“舰”“艇”“楼船”等。秦代战船的宽度一般在5米左右，特大战船可能宽达8米左右。根据战船宽度比例可推知秦代战船长度可达20米左右，承重可达25～30吨。秦水军战船的航行能力也比较强，文献记载由巴蜀的坟山至楚地水路3000余里，秦战船不到10天便可抵达扞关，一船乘50人，装载3月之食，航速一日可达300余里。之后，先进的武器装备对于打胜仗的重要作用反复为历史所证实。当今时代，信息化、智能化武器装备迅猛发展，已经成为赢得战争的重要条件。
（八）富国与强军如不能持续协调统一，则必然极强而崩
不可否认，强秦统一中国有许多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度措施，推动了国家的民族融合与发展，甚至完成了不少在现今看来都难以想象的宏伟工程。但是，统一中国后，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秦王朝，没有给人民一个充分休养生息的机会，不惜民命一再大举对外用兵、大兴土木工程，违背了国防与民生兼顾、富国与强军相结合的建国规律，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滥用全国的人力物力，一步步发展到“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的程度，走向了反面，其结果是动摇了国本，失去了民心，最终导致秦王朝短命而亡。应当说，秦始皇在战略层面的筹划指导并没有错，错在实施步调上出了问题，急于求成、不顾民生、暴虐施政反而致其速亡。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是国家长期繁荣稳定、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必须善于协调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