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今南朝鲜首尔附近

简介：公元1592年，是中国、朝鲜等国通用的夏历龙年，即壬辰年。这一年的四月，日本发动了其立国后由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也是中朝两国联合进行的第一场抗日战争。在战争中，中国明朝政府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坚强后盾，明军先进的火器和战船制造为坚实基础，建立了强大的海陆补给线，再加上两国人民的有力支持，粉碎了日军“就地取给”“以战养战”的图谋，赢得了战争胜利。这场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统治者对外侵略的嚣张气焰，迫使其在此后的26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未敢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维护了东亚和平。

战例评析与启示

壬辰战争是日本立国后，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也是中朝两国联合进行的第一场抗日战争，还是中国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这场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统治者对外侵略的嚣张气焰，迫使其在此后的26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未敢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从而维护了东亚和平。这场战争在后勤与装备保障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一）明朝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战争取胜的坚强后盾

多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国家经济实力是事关战争成败的根本因素。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初认真总结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弦急则断，民急则乱”（《明太祖实录》卷四一）的道理，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阶级关系，改善经济制度，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使明朝的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供养的常备军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常备军官兵总数近125万；正统十四年（1449年），常备军总额达315万余人。封建统治虽难免由盛而衰，但是万历初年（1567年），首辅张居正对经济、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整顿，试图通过整顿扭转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民穷财竭的状况。张居正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社会经济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张居正一死，其改革成果虽然遭到权豪势力的扼杀，但是庞大的经济基础还是对支撑抗倭援朝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万历年间铁产量达到9000多吨，冶金工业极其发达，《天工开物》一书对此有详尽记载。后来的两百多年世界上都没有其他国家能破这个纪录。美国的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世界上1/3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全盛时期远洋船舶总吨位高达1.8万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据称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

在7年的援朝抗倭战争中，明朝共出动兵力22万余人，舰船500余艘，所需物资经费主要由明朝承担，并担负部分朝鲜军队的后勤与装备保障。明军所需的物资通过海上运输和陆路运输实现。海上运输西起天津，依海南下至登州，再由登州起运渡海至旅顺，然后向北运抵朝鲜。江南各地援朝水师、舰船、物资，也都沿大运河北上，经天津运抵朝鲜。陆路运输由北京至山海关，经辽阳、安东（今丹东），过鸭绿江，运往朝鲜。每年经海陆两线运往朝鲜的粮食达70万石；同时转运大批武器和饷银。明军所用武器除刀、枪、弩、箭等旧式武器由军人自身携带外，大量火器如佛郎机、霹雳、虎蹲、子母等炮，都通过海路运输送达。饷银运输，仅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就有700余万两，加万历二十年之前所运，当在千万两以上。援朝抗倭战争中，明朝庞大的经济基础、充分的物资准备和运防结合的运输方法，保证了明军在朝作战物资和粮饷源源不断的供应，为援朝抗倭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日本虽举全国之力，总兵力50万，侵朝兵力不过20万。按当时统计，日本全国征课的人数也就56.3万人。1598年，丰臣秀吉直辖领粮食产量为232万石，相当于全国总产量1850万石的12.5%。但是，为了筹备侵朝战争，平时生活极为奢侈的他，尽管此时格外强调节俭、朴素。但是，战争毕竟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举全国之力拼死一搏也许偶有成效，但不代表普遍规律。

同时，明朝援朝抗倭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昂，虽打了胜仗但未因战胜而国富，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明史专家万明先生甚至认为，“以这场战争为分水岭，标志着明朝政治、军事、财政等全面危机，揭开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帷幕”。《国榷》的作者谈迁也说：“越国救邻，自昔所难，况海外乎？东征之役，苍皇七载，民力殚竭。”

（二）火器生产、战船制备能力强是战胜的可靠基础

明代的手工业有很大发展，尤其是与军事相关的行业，如矿冶、造船、纺织等发展更快，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援朝抗倭战争中，明军先进的火器和战船制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火器制造方面明军有五大优势：一是火铳数量多。火铳发明于元代，在明朝得到快速发展。明军器局每3年要造碗口铜铳3000门、手把铜铳3000支、铳箭头9万个、信炮3000门，以及附件若干；兵仗局每3年要造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夺门将军、神铳、斩马铳、手把铜铳、手把铁铳、碗口铳、盏口炮等火器若干。除上述两局外，各地卫所系统也有制造。据称，明代生产的火铳至少在16万件以上。二是仿制了佛郎机和鸟铳。我国发明的火药与火器在14世纪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以后，制成了比明代火铳优越的新型枪炮。其中佛郎机和鸟铳两种相继传入中国，并由明朝仿制后装备军队。万历年间，经过火器制造家赵士桢的努力，将佛郎机和鸟铳由单管创制为多管，且种类甚多，杀伤威力大。三是革新传统火器。明代中期，军事手工业部门不但大量仿制了外来的佛郎机与火绳枪，而且改制了明代前期的各类火器：创制了无敌手铳、快枪、赛贡铳、连子铳、一窝蜂、剑枪、大追风枪、千里铳等单兵枪；生产了从两管至三十六管不等的各种类型多管枪；研制成轻型、重型各类火枪；改进了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类火器；在革新爆炸性火珠的基础上，发明了各种爆炸弹、地雷和水雷。从而形成了我国火器发展史上，外来火器与国产火器相促相长、相并发展的新时期。四是火炮威力大。明军火炮已有现代火炮特征，由炮身、炮弹、火药等组成。炮弹用生铁铸成，内装火药，靠弹片伤敌。当时称炮弹为震天雷，发射距离远达一二里，响声如雷，山崩地裂，触城城摧，触人人亡，日寇尤惧。五是制造了先进的火器战车。明军战车具有杀敌、登城、掩护自己的三大性能，每辆战车装有若干门火炮，配有火铣，视敌群而放，弹片纷飞，可成片地杀伤敌人。

通过战争初期与日军的交锋，朝鲜群臣很快认识到火药、火器对致胜的重要性。于是，一改过去禁止民间制造火药之禁令，组织平安、黄海、忠清、全罗4道设焰硝场，制造火药。同时派人向明援朝参将骆尚志学习制炮技术，还大量派人到中国学习虎蹲炮制作技术，使部队很快装备了“较日军鸟铳威力数倍”的火器，并组成了火器部队，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而日军的火器装备水平明显低于明、朝联军。其火枪由葡萄牙人传到日本种子岛是在1543年，不久在日本就开始了制作，主要是在纪州的根来、和泉的堺市和近江的国友村。首次大规模使用火枪的是织田信长。他在1575年长筱会战中投入一支拥有3500支火枪的步兵足轻队，大胜武田军，震惊六十余州，引起广泛重视。继织田信长之后，丰臣秀吉使用火枪之多在日本独占鳌头。但是，从16世纪90年代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起，火枪才成为日军的重要武器。日军的火炮最初也是九州大友宗麟从葡萄牙商人手里买进的。1576年，织田信长进攻大坂石山本愿寺时，为了对抗从海上增援本愿寺驶来的毛利氏水军，命令九鬼嘉隆和泷川一益铸造了一门火炮，装备在铁甲舰上。后来又铸造若干门火炮。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制火炮数量甚少，质量也差，日本侵朝军看到明军的火炮后才对火炮威力有所了解。至江户时代火炮产量才增多，在大坂战役（1614-1615年）才大量使用。

就火器的装备数量来讲，日军也落后。当时明军每个士兵配短兵器一二件，每百人配火枪10多支，火炮1～2门，战车3～5辆，战斗力较强。日军在1592年战争开始时，小早川隆景麾下立花统虎、高桥统增（两人是兄弟）所部3000官兵中使用火枪的“火枪足轻”仅200人，明显不敌明军，但日军火枪增加较快，到1597年使用火枪的人数已增到350人。

造船业的兴盛是明军取得胜利的又一重要基础。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下西洋，仅大型宝船就有62艘，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仲”，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

造船业是明朝最兴盛的行业。洪武年间就大力发展造船业，永乐以后，随着国内外航运事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造船业的繁荣。当时，凡海运交通口岸、对外贸易基地、海防驻军卫所，都有官营的造船厂。其中重要的有江苏的龙江船厂、福建的福州五虎门船厂及广东的广州、新会和东莞船厂等。此外，明朝各船厂的规模很大。如龙江船厂纵深354丈，宽138丈。厂内造船场地宽阔，还有与之适应的细木作房、油漆作坊、铁作坊等配套工场。另有两个分厂，即专门“打造海船风篷”的篷厂和为郑和下西洋造船的“宝船厂”，说明船厂已达到综合性强、配套完备的程度。永乐元年至十七年（1403-1419年），明王朝新造和改造的海运船，已达2700余艘，漕运船可达万计。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各省海防卫所兵额得以恢复，如浙江一地，陆军兵46总，兵23000余人，水军兵船1100余艘，军士3万余名。

明朝生产的作战舰船种类很多，有海艇、艨艟、走舸、斗舰、海鹘、楼船，等等。战船以东莞制造的“乌槽”和新会制造的“横江”最著名。乌槽体大船坚，上宽下窄，底部涂黑漆，首尾用铁力木造，“可发佛朗机，可掷火球”。同时，转动灵活，可以用船体撞击敌船，在战斗中威力很大。

朝鲜的战船也有独特之处。以往朝鲜战船分大中小三种猛船，共有近700艘，十分之八集于庆尚、全罗和忠清三道。但这些船均不配或很少配置火器，威力不大。全罗左水使李舜臣在原来战舰的基础上创制一种龟舰。龟舰外壳包上铁板，形状如龟，周围插满锥刀，仓内左右前后皆设置火炮。这种龟舰形制灵巧，行动敏捷，驶入敌舰阵内不易被敌炮击伤，又使敌人不敢攀登，仓内火炮可以随时射击，在抗击日本海军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正是火药化军事革命的关键时期，也是大航海时代风起云涌之时，此时中国的火器技术和舰船技术虽已落后西方，但是差距依然有限，其他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若国内政治清明，持续鼓励经济、科技发展，树立海洋意识，加强对外交流，则有机会改写历史。

（三）联军陆海联合作战，后方勤务保障是焦点

这次战争，日军隔海进击，实施的是渡海登陆作战。明、朝联军陆海反击，陆战与海战、明军与朝军的作战行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特别是对勤务保障的影响更加直接，后方勤务保障能否顺利实施又反过来影响作战的成败。这是7年壬辰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无论从军事逻辑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海战更具决定性作用。日军陆上部队要获得持续可靠的保障，必须保证海路供给的顺畅。明、朝军队后方勤务保障陆海都有，但海路补给更便捷，可以说谁掌握了制海权谁就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初期作战，朝军陆上溃败，依靠李舜臣水军的一连串胜仗支撑住了战局。明朝水军的加入，使联军海战实力大大增强，进而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海上作战的胜利一方面直接切断了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另一方面保证了明军海上补给线的安全，来自山东、天津和辽宁的兵员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朝鲜半岛，保证了联军陆海作战的持续进行。明、朝联军在海上和陆上作战、作战与后方勤务保障形成了良性互动，最终获得决胜。而日军则是恶性互动，日本水师一败再败，不仅不能对陆上作战部队以有力的配合，连海上补给线的安全也成了一个很大问题。到战争中后期，日本陆上作战部队始终处于缺乏补给的状态之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最终失败也属必然。

纵观整个壬辰战争，后方勤务保障是实质性的焦点。由于明军依托强大的国家后方支援，即使明军初战平壤失利，也动摇不了根本。之后，4.3万大军、10万犒金又投入战场，加上明、朝政府和军队一系列有效的保障措施，更是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重视财粮筹措和交通运输，开设了水、陆两条补给线，保证了作战部队衣食不缺；为军队提供了先进武器装备，形成了兵器方面的技术优势；为了保障前方作战，中朝双方都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以筹资购粮，甚至不惜“委官买来”。实战情况是，明军弹药充足，粮秣丰盈，很少出现后勤补给方面的困难，与日军缺弹少粮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从1597年起，日军再掀战端，明廷命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再次入朝。邢玠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亲自坐镇王京稳住了阵角。此后挥兵南下，重创了北上日军。日军则企图借着釜山等地的沿海堡垒在朝鲜半岛长久驻守下去，但在中朝联军海陆打击之下，难以支撑。其中蔚山之战中，明军截断了日军水粮供给，城内日军每天都有大批军兵因饥渴倒毙，城中干涸的蓄水池堆满了尸体，原本不食畜肉的日军也将城中为数不多的牛马全部吃光。明、朝联军粮秣米6.17万石，马豆2.82万石，足够5个月食用。在火器方面，联军有铳炮1240座，火药6.9万斤，丸铅180万斤，火箭11.8万枚；日军仅有铳炮250座，火药2000斤，丸铅1.2万斤，无火箭。中朝联军在如此优势之下，终获大胜。

关键时刻，邢玠认真总结了明军的作战经验，敏锐地意识到了水陆联合作战是致胜的关键，提出了调江南水师入朝作战的正确建议。1598年正月，“邢玠以前役乏水兵无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议海运，为持久计”。明朝廷很快批准，“二月，都督陈璘以广兵，刘綎以川兵，邓子龙以浙、直兵行后至。玠分兵三协，为水陆四陆，路置大将”。海陆两路大军在邢玠指挥下，连战连胜，终于在11月彻底击败日军。在壬辰战争中，明、朝军队的陆海联军作战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但是也包含了联合作战的一些重要特征，特别是反映了制海权对于后勤与装备保障的决定性意义，值得战争指导者深刻把握。

（四）正义之师、人民支持、保障有力

中朝人民长期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面对日本侵略，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首先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朝鲜人民在关键时刻揭竿而起，积极投入反侵略战争，有效地阻击了日军最初的疯狂攻势。另外，遍布日军占领区的朝鲜义兵，不仅成功地扰乱了日军的后方，切断了其陆上补给线，而且为朝廷重新整军和明军的支援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同时，又粉碎了日军“就地取给”“以战养战”的图谋。后方人民则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反侵略的正义事业，捐献出了大批民间财粮，成为政府财粮的重要来源。同时，人民群众在官府组织下积极参与战地运输、救护等事宜，为军队勤务保障提供了重要条件。而被朝鲜百姓痛恨的日军则到处碰壁。事实表明，人民群众的参与，是影响敌对双方后勤与装备保障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战争现实表明，兵民是胜利之本！

同时，不可忘记的是中国人民为壬辰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明朝虽为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朝代，但是战争支出的浩繁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明政府在战争第一阶段支出军费已感支绌，靠原来的农业税及工商税显然不敷使用，于是自1596年加强了对矿税、商税的征收，以至于“征摧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8）。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援朝抗倭战争主要兵粮输送地山东为例，据明军官千万里在其所著《思庵实纪》中《东征时军兵赏赐粮米金银蜀帛总录》的记载，共计征调米54万石、金66万两，银15.9万两，蜀帛30余万段。这样规模的额外负担，不能不说是山东百姓作出的贡献，也是当时百姓的苦难和牺牲。即便壬辰战争结束之后，山东仍然担负着支援朝鲜的重任，大量粮饷运往朝鲜，不仅满足了朝军所需，也帮助朝鲜百姓渡过了战后的饥荒之年。数十年后，朝鲜使节来明京都时还专门说道，“壬、丁年皇上发山东粮十万斛赈济小邦军兵，至今生齿不灭者，秋毫皆帝力也”（《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

日本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日本并未深刻反省，而是从此逐步形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侵略战争。当今时代，国际风云变幻多端，全面而深刻地总结研究壬辰战争的历史，仍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