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
简介：克里米亚战争发生在1853年至1856年。这次战争是沙皇俄国同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之间为争夺中、近东的利益而进行的，对双方来说都无正义可言，从战争艺术角度看也乏善可陈，但是从后勤角度看还是有不小的历史研究价值。战争开始以后，虽然俄国政府倾全国的财力和物力进行战争，但俄军所需要的装备和给养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火炮、弹药、火药、铅，甚至粮草和被服到后期都已枯竭，最终必然失败。这场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对俄国来说这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具有现代化生产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斗争”。
战例评析与启示
克里米亚战争在战略战术上双方都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因而这场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后勤战，最终比的是军事体制，拼的是双方的经济实力。
（一）两种经济形态的较量
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英国经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机器代替了手工，到战前已走在世界工业发展的最前列，有“世界工厂”之称。法国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扫清了农奴制障碍，踏上了工业大发展的道路。沙皇俄国则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封建农奴制仍占优势，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冲破了农奴制的束缚，大型工场和工人数量越来越多。1838年俄国首条铁路——皇村铁路通车，彼得堡－莫斯科的铁路也于1851年通车，次年两大城市间开始建立电报联系。1840年时俄国已拥有16艘汽船。但与西欧国家相比还落后很多。沙俄的工厂规模很小，大型企业平均不过四五十个劳动力；19世纪50年代，俄国生铁产量为1300万～1600万普特，而同期英国已达1.4亿普特；俄国铁路总长不过1000千米，只相当于法国的1/5。更重要的是，俄军没有铁路通到黑海沿岸，这一点对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产生了不利影响。俄国从彼得堡把部队调到黑海沿岸（约2650千米）所需的时间，比英法把军队从大西洋沿岸调到俄国（利用欧洲的运河、铁路和商船）所用的时间还要长。
虽然俄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严重落后，但是尼古拉一世无视先进国家的发展，极力维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落后统治，残酷镇压国内的进步力量，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尼古拉一世在俄国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有“棍棒”之称。他在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扬言：“革命到了俄国的门口，但是我发誓，只要我一息尚存，革命就不会进入俄国。”其白色恐怖严重制约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他在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的同时，还要对外扩张世界霸权，镇压欧洲革命。他利用拿破仑战争之后在欧洲的“宪兵”地位，四处征战扩展版图。
此时，曾经十分强盛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迅速衰落，成为“欧洲病夫”。列强的目光再次投向了战略要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两个海峡。其中沙俄的欲望最为强烈，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侵占君士坦丁堡是俄国对外政策一贯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也曾说过一句广为传播的话，他宁愿“放弃对半个世界的统治，也不愿把那两个狭窄的海峡让给俄国”。
尼古拉一世之所以加紧南下扩张，同俄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但由于农奴制的限制，缺少足够广阔的国内市场，工业资本家迫切需要开辟国外市场。而俄国的工业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竞争不过西方对手（那里只欢迎俄国的农产品），于是竭力把工业品运到土耳其、波斯以及中亚等地区出售。这就增强了俄国向这一地区扩张的紧迫性。
而西欧发达国家更是狂热地争夺国际市场。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不仅在英法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相对落后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也都有长足进步。在中东、近东一带拥有重大利益的英国，绝不对俄国让步；长期在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经营的法国也不能忍受沙俄的扩张，特别是1852年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称帝后，遭到尼古拉一世蔑视，为巩固其国内统治，他急需一场战争胜利。
尼古拉一世推行封建的军国主义制度不遗余力，他仇视一切先进的思想，排斥进步军官，在俄军中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致使俄军在克里米亚战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十二月党人、贵族军官彼斯切里和后来的某些军事思想家，主张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缩短服役期，以便储备大批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等，实质是把俄军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军队。这与尼古拉一世所代表的农奴主阶级的利益完全违背，因而不为沙皇所接受。其后果是，俄军高级军官多是唯唯诺诺、能力低下的将领，部队主要靠战时扩大和补充，新兵训练严重不足，成为俄军的严重弱点。
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遭受巨大损失，俄军损失52万人，国家耗资8亿卢布，农业和工业遭到破坏，对外贸易减缩近3/4。沙皇政府为支付惊人的军费而滥发钞票，1853年至1856年流通纸币从3亿多卢布猛增到7亿卢布，国内通货膨胀、国库枯竭、民怨沸腾，加速了沙俄的衰亡。而同盟国耗资也达约6亿卢布。
纵观人类战争史，落后经济形态的国家或民族战胜先进经济形态的国家或民族的战例并不少见，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之后，这种情况就很少了。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社会科技的加速发展，使得国家支持战争的能力、武器装备的差距很容易拉大，没有先进的经济基础而企望战争的胜利越来越难。
（二）两种工业水平的对决
虽然沙俄的资本主义工业有所发展，但是俄国的农奴制仍占统治地位，这就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俄国的军事工业正是建筑在这种落后的农奴劳动基础之上的，因而生产水平低下，完全不能满足沙俄这支庞大军队的对外作战需要。俄国的军事工业不能够完成国家的军事订货，由于冶金工业落后，军工生产所必需的生铁、铅和铜的供应严重短缺，独立支撑战争能力有限。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没有盟国，其主要作战对手又是英法两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水平差距巨大，克里米亚战争又打成了消耗战的情况下，落后的沙俄焉能不败。
在轻武器方面，其步骑兵多使用滑膛火枪，性能与拿破仑时代差不多。只有极少数部队装备改进型的猎兵枪（射程提高到600～800米，射速提高到每分钟2发）。这种枪俄国还不能自己生产，要靠进口，因而数量极少。战前，英国陆军的射击兵1/2已经装备了这种新式枪械，法国陆军为1/3，而俄国陆军只为1/23。俄国的火药生产能力也很低，年生产能力为10万～12万普特，但实际产量也就一半，以致在克里米亚战争初期出现了火药不足的严重现象。俄军的火炮也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前装弹滑膛炮还是铜铸，最大射程约640米，还不如猎兵枪。实战效果也很差，当炮兵把火炮拉到符合射程的阵地时，半数人马已被对方的猎兵枪消灭。
所谓猎兵枪实际就是早期的来复枪，因枪管内刻有膛线，而使子弹飞行稳定，射程更远，精准度更高。英军装备上的优势可以保证他们在较远的距离准确地射杀俄军的前线指挥官和炮手，而他们自己则可以安全地位于俄军的步枪火力之外。再加上俄军已经明显落后的战术，这种来复枪就给密集队形攻击的俄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1854年9月联军在耶夫帕托里亚登陆以后与俄军遭遇后的第一次战役，即阿尔马河会战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英军登陆以后一直未与俄军遭遇，而且一上岸就迎来了一场大雨。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英军只能来回踱步，因为满地泥泞，他们不可能躺在地上睡觉。暴雨过后又是赤日炎炎，没有淡水，士兵们口渴难忍，一路上全是没有植被的不毛之地。9月20日，这支早已疲惫不堪的军队却在阿尔马河把俄军打得惨败，这说明英法联军的武器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当时英军一位参战者说，会战中俄军的中路指挥官4个人中就有3个受伤，而死伤的俄军绝大部分都是被这种猎兵枪击中的。而当时俄军中装备的来复枪极少，绝大部分是燧发枪。这种枪射程不远而且杀伤力小，频繁射击以后必须更换枪管，否则枪管过热容易爆裂或引发子弹走火。
在火炮技术方面，俄军也大不如英法联军。英法联军先后6次大规模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始终在削弱俄军防御。1854年10月17日，联军开始第一轮炮击的第一天就发射了约5万发炮弹，造成俄军伤亡1250人，其中包括俄军主将科尔尼洛夫。这次炮击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由于俄军工事坚固，加之利用夜间修复，未能形成可以强攻的毁伤效果。1855年4月9日，联军开始第二轮炮击，持续时间达10昼夜，联军优势比较明显。俄军在南部要塞有1000门火炮，但只有466门能打到联军炮兵阵地，且炮弹不足，火炮发射次数仅有联军的一半。炮战结果，俄军损失约6000人，而联军损失不大，但仍然未能达成预定效果，强攻再次被推迟。6月6日至10日，联军组织了第三轮炮击；6月17日，联军第四轮炮击持续2昼夜，都以马拉霍夫岗为重点，但步兵均未能占领该要点。8月17日、9月5日的第五轮和第六轮炮击，联军均运用800余门火炮，持续炮击3天，终于取得了明显效果，保证了9月8日联军攻下马拉霍夫岗，从而控制了南部要塞。英法联军巨量的弹药消耗，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是海军转向工业支撑时期，并且首次出现蒸汽战舰参加战斗。这一时期，俄国海军除有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含多瑙河区舰队）外，还有阿尔罕格斯克、里海和堪察加3个分舰队。按主力舰数量，俄国海军仅次于英法，居世界第三位，但是质量很差、技术装备落后。西欧列强已经使用蒸汽机驱动和螺旋桨推进的新型舰艇时，俄海军大部分使用的还是木制帆船。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舰队曾经几乎在俄国四周的所有海域——波罗的海、白海、太平洋和黑海向俄国发动了攻击。在克里米亚战争的主战场即黑海海域，英国分舰队就拥有300余艘舰船。此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护航舰队，拥有10艘主力舰，1艘蒸汽船和2艘装有50门火炮的3桅战舰。俄军黑海舰队虽然利索地歼灭了土耳其舰队，但在英法联合舰队面前却不敢采取攻势行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两者的差距。
克里米亚战争是兵器和军事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对火炮枪械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根据这次战争的经验，各国都很快摒弃了滑膛武器而采用了线膛武器，摒弃了木制帆力舰队而建立了装甲蒸汽舰队。另外，英军为了加强从巴拉克拉瓦到前线的运输能力，甚至修筑了一条轻便铁路。这也充分说明了工业时代，运输投送的重要性。正如英国军事家富勒所言：“假使没有铁路，则19世纪下半期的巨型陆军即不可能获得其补给。”此后，在欧洲的战争开始了大规模依赖铁路的运输保障。
（三）两种作战思想的交锋
先进与落后的作战思想总是与对应的经济形态相伴随。俄军在封建农奴制下的作战思想必然是落后的。俄军将领承袭过去的经验，主张通过一两次决战取胜，对作战形式的演变和长期残酷战争的考验估计不足。军队训练更是落后，充满形式主义色彩和显示士气的表演成分。在战术上，一再无视士兵的牺牲而保守机械的密集队形冲击，而此时西欧军队已经逐步采取了散兵线战斗队形。对此，恩格斯指出：“这一支拥有许多服役25年的老兵的出色的军队，这个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是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成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它的军官只能使这个笨拙的人群向敌人猛冲。一切战术机动的思想都放弃了；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所能做的一切。这一个稠密的人群，由于非常密集，当然就成了炮兵求之不得的最理想的射击目标。”
在阿尔马河会战中，俄军指挥官缅希科夫僵守落后的条令，强迫士兵保持密集的纵队队形，企图像过去一样以刺刀迎击进攻之敌，而他们在还没有用上刺刀之前已经被对方的猎兵枪击倒。而且这种情况不断重复上演，俄军是死不改悔。例如，在因克尔曼会战中俄军就因为战法陈旧损失了1.18万人。恩格斯评论说：俄军指挥官从制定一个很好的进攻计划开始，这个计划抄袭了拿破仑最有名的一次会战（耶拿会战）的经验。但是，当战术运作开始时，十足的蛮气开始发作，部队以密集队形猛冲，而英军则成疏散的横队展开，卧倒在山顶后，既不致遭到俄军的射击，又能以球形炮弹向俄军大纵深的纵队猛烈射击，每次齐射都打死三四十人。恩格斯总结道：“俄军的作战方法败于欧洲的作战方法。这就是这次会战的特点。”原本就武器装备落后，再加上作战思想、攻防战术落后，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
俄军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以骇人听闻的棍棒纪律使士兵处于无法忍受的灾难之中，让他们无为地在前线遭到屠杀，使得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对沙皇不满。从1825年至1850年，有将近23万士兵被交付法庭审判；各级军官惊人的贪污和对士兵的虐待，使俄军仅病死的士兵就累计达100万人以上，其中新兵半数在服役的最初几年就死去了。
然而，俄军的战术依然十分陈腐，作战思想仍然停留在反法战争时代、训练重点仍然是密集队形和正步走，强调复杂而严格的机械动作，而且认为这种横列队形和正步走的精确度要比射击准确、熟悉并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重要得多。对许多必要的战术动作却只字不提，只强调鞋要擦亮、姿势要端正。这种训练与其说是为了战斗还不如说是为了检阅。
总体来讲，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能够获胜主要得益于其战术已经与新式武器装备相适应，即注重采取便于发扬火力的散兵线战术，而不是密集冲击的纵队战术。其士兵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盲目崇信过去那种僵化的作战方式，不再鄙视隐蔽，不再认为勇敢就是牺牲，而是转为注重武器装备的保养，学习新的战法，学习利用地形地物，学习单兵作战以及如何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就连军服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华而不实，而是更符合实战的需要。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是俄军所不能相比的。
就英法军队在战争中的具体战略战术而言，虽然比俄军明显先进，但是也很缺乏创造性，甚至还存在重大缺陷。例如，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始终是三面围攻，俄军一直保持了北部的交通补给线，直到联军摧毁了刻赤的俄军补给基地才最终导致俄军的溃败。这与英军军官的老化有关，英军远征军总司令拉格伦当时已经66岁，他手下的军官最大的已70岁，其作战缺乏创造性在所难免。
克里米亚战争表明，作战思想和战术的创新与运用，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与武器装备发展相匹配，必须与具体的战场情况相适应。实战显示，俄军似乎离了集团冲锋就不会打仗，英军后勤似乎除了规章制度就不会保障，这些僵化保守的思想极大地增加了双方的伤亡损耗，勤务保障无法支撑，前线官兵苦不堪言。当然，这些惨痛的教训很快为各国军队所吸取，纵队突击战术迅速被淘汰，新的散兵线战斗队形被广泛采用，军队的运输投送与伤员护理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
（四）两种保障体制的比拼
克里米亚战争表明，当时参战双方的后勤与装备保障体制都是落后的，但是两种体制的落后形式不同。沙俄军队的保障体制是农奴制的时代性落后，而以英军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队保障的体制只是体制结构没有跟上武器装备的发展，相比较而言两者各有优缺点，但是英军的保障体制总体上大幅度先进于俄军。从克里米亚战争勤务保障角度思考，实质是集权与分权两种体制的较量。
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归负责战争和海外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管辖，由陆军部长辅助其工作。陆军部长负责向军队总司令转达政府的意见。当时英军的后勤与装备保障系统主要由3种机构组成：一个是军械局，负责整个军队的军工生产、武器装备以及英国本土军队的工程兵和炮兵的食品供给。另一个是军需局，主要负责英国本土及驻扎世界各地的英军的后勤供给，诸如陆路运输和非军事性物资（如士兵所需食品、马匹饲料、驭畜等）的供给。其工作人员和局长都是由不受军纪约束的文职人员或平民来充任，这个机构并不隶属于军队而是由财政部管辖。第三个机构就是军事医疗局，负责军队的医疗和救护工作。
这种保障体制是英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英国曾是一个具有绝对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在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以后，仍然担心由于军队权力过大而导致独裁体制的重演。在英军保障体制中，这种分权而且互相约束的情况固然有其优点，但也产生了极大的弊病，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显露无遗，管理的混乱、不讲效率、文牍主义、官僚主义、条条框框、无人负责以及无休止的扯皮等现象连英国人自己都看不过去。特别是军需局的文官们，对那些纷繁无休的文书、报告和规章制度奉若神明，离了这些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似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只是要对这些文件负责。军需局的官员们不能给士兵发放饮料和蔬菜，是由于没有文件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不能烤制新鲜面包发给士兵，是由于没有文件规定。这种文官和军方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当时体制的冲突。
由于战时英军的运输管理和军用物资，如弹药、装备、食品、被服、饲料、马匹等的供给分别控制在两个互相独立的部门手中，其协调配合问题必然十分突出，虽然起到了相互制约的作用，但是保障效率必然大幅度降低。由文官负责军需局更是存在许多问题，他们可以不受军纪约束，而且可以不关心如何确保部队的战斗力，他们不懂军事却对那些载有各种规章制度的文书档案表现出过分的热心，他们在平时也不可能进行经常性的训练，因而在突发性的事件来临时，往往是一片混乱。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军需局长威廉·菲尔德是由财政部长推荐充任此职的，当时他已是一个年逾花甲的退伍军人，虽然有战争经历，也有在殖民地工作的经验，忠于职守，然而他手下的人并非都对其所从事的工作训练有素，而且即使这些人聪明能干、品行端正也无济于事。同时，军需局的工作人员很少，当1854年2月英国军队即将投入克里米亚战争时，军需局的工作人员总共只有178人，而他们却要负责遍布世界的英国殖民地军队的供给工作。这样，当时英国克里米亚远征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事实可资证明，那就是在战争开始时派给远征军司令拉格伦将军并随军出发的军需局工作人员只有44个人。到后来虽然远征军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且作战条件也越来越艰苦，但军需局的工作人员却一个也没有增加。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发展，前线的消息持续传到国内。特别是有关克里米亚英国远征军处境极为艰苦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此开始了对英国政府官员，特别是前线军需局官员们的官僚主义作风的猛烈抨击，最终导致1855年1月底阿伯丁内阁的倒台。2月，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成立了以约翰·麦克内尔爵士和亚历山大·塔洛奇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军后勤部门的状况。虽然英军的保障体制暴露出的问题很多，但是这不是依法依规组织后勤保障的错，而是体制制度本身需要改进，执行制度的人需要提高素质。
相较英军，俄军的后勤与装备保障问题更为严重，除了组织机构方面的效率低之外，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军火工业不发达而造成的补给困难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缺乏充分的军需储备，运输工具严重不足，道路条件极差，军火的生产与供应不足，给养短缺，卫勤保障差等。然而，俄国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封建农奴制度也有其优势，沙俄政府能够凭借其专制权力，倾全国之人力物力组织供应，使其有限的兵力了发挥更大的战斗力，并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两年之久。
总之，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俄国来说，这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具有现代化生产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斗争”。这场战争说明先进生产力必将战胜落后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