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黄海大东沟

简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朝联合抗击日本侵略，却以失败而告终，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大屈辱。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甲午战争战败虽是没落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造成的，但是从后勤角度仍能找到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惨痛教训。清军的后勤体制是一个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产物，各方利益代表不可能形成一致，必然制约军队后勤保障。清政府缺乏清醒战略，后勤和装备准备严重不足。组织指挥混乱，海军提督无节制后勤权，造成后勤供应与舰队需要相脱节。加之，官僚沉溺于贪污腐败，从根本上失去了民心大义。终究造成了近代中国一场屈辱的败战。

战例评析与启示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惨痛教训，至今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但其伤痛仍令今人痛彻肺腑。这段历史就是要不断地翻看、思考，既是警示今日，也是研究近现代战争后勤与装备保障的规律，以确保赢得未来战争。

（一）封建体制落后，后勤与装备变革走偏

自1840年以后，清廷屡遭外敌入侵，大清帝国的“天朝尊严”一扫而光，清政府即便出于维护其没落统治也必须变法求存，李鸿章称之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于是，一场以1861年清廷正式设置总理衙门为标志的洋务运动展开了。应当说，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清代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中国近代工业基础、催生无产阶级、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洋务运动以对外交涉、通商，编练新式海陆军，购买和仿制洋枪大炮、轮船铁舰为核心内容，开办工厂、矿业、铁路、电报、学堂等，而极少涉及体制等内在核心问题。洋务运动是从清朝官僚阶层内掀起的，必然存在其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洋务运动虽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体制变革没有跟上。当然，体制变革也不可能跟上，因为推动洋务运动的官僚都是体制内的人，恰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这是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事实上，当时中国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尤其是“文武制度”更加落后，而且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推行的洋务运动自然是建设了一支畸形的军队，必然不能抵御外部强敌的入侵。

就后勤与装备体制来讲，更是一个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产物。它既是封建后勤体制的延续，又具有官僚买办性质，是封建官僚顽固派与洋务派妥协的结果，更是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妥协的结果，其中的各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战争，各方利益代表不可能形成一致，必然制约军队勤务保障。例如，在甲午战争中，军需物资的采购运输意义十分重大，在国际上讲也是隐蔽的第二战场。战前清政府军火储备严重不足，直到战争爆发以后，才千方百计筹措经费，通过各种渠道订购军火，包括舰船、枪炮、弹药等。而西方列强名义上保持中立，不向中国提供军火，暗地里却囤积居奇，通过在中国的洋行代理，趁机牟取暴利。天津的信义洋行、瑞生洋行、礼和洋行、泰来洋行就承揽了大批军火买卖。这样做对于交战国来说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德国一公司轮船暗中为中国运送军火，走漏风声，被日本领事扣留，损失巨大。但是，在此方面中国未能严密控制，以至敌国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渠道，轻易地从其他国家甚至中国得到战略物资，英国公司暗中给日本接济军火，轮船经新加坡赴日本，当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黄遵宪，没有能够援照中立的国际法惯例予以扣留。可见，清政府内部的后勤与装备保障问题就不少，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唯利是图，后勤与装备保障必然漏洞百出。

经过洋务运动的30年，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大大地加深了自鸦片战争就开始的半殖民地化。这一切都证明了洋务派的“求强”“求富”过程，不过是一个接受外国奴役和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但是，洋务派曾经竭力宣扬他们的洋务新政，办工厂、建海军，好像很有点声势，也就迷惑了一些人，以为中国真的可以“自强”了。这种情况，到中法战争时发生了变化，较多的人看出洋务事业的破绽，知道它徒拥虚声，已露失败征兆。由于中法战争中损失的只是福建海军，而陆军又取得“镇南关大捷”，洋务事业的虚假现象，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仍被掩饰了过去。所以，在甲午战争开始时，有些人还以为中国的海、陆军力量，可以对付得了日本。谁知几个月之内，陆军节节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以割地赔款、损失惨重的《马关条约》而告终。严酷的事实，迫使人们不能不去检查洋务运动的这个结局。当时就有人指出：甲午之役，李鸿章的北洋海、陆军，“辱国丧师，为诸夷笑，由是谈洋务者，渐为世所诟病”。

到甲午战争时，清军后勤与装备体制与近代战争不相适应的问题充分暴露。例如，没有统一的后方组织指挥系统问题颇多，李鸿章虽做了一些调整，仍是基于北洋陆海部队，未能形成全国合力，以致诺大的国家资源不能充分调动，而日本则是举全国之力为之一搏。又如，在陆战保障方面，作战与后勤与装备保障不能协调，未能形成相互支撑。陆上作战虽说不上保障有力，但还是有支撑。前方将领只知要保障，但是作战一败再败，许多物资、设施轻易落入敌手，反而资敌攻我。在海战方面，弹药储备供应严重不足，影响部队战斗力发挥。开战前，海军最大口径（十二寸）的炮弹仅剩3发，且本国不能生产，外购难解燃眉之急，严重影响了主要战舰发展火力。海上运力薄弱，只好租用外国商船向前线运兵，因商船并不把作战胜负放在首位，行动消极被动，增加了不利因素。维修力量薄弱也影响很大。“镇远”舰不慎触礁，没有修理船台的人员，只能从上海派“洋员”就滩修补，根本无法恢复军舰战斗性能。海战之中，士兵伤亡甚重，但医生、看护皆为文员不受提督管辖，而临阵先逃。这些问题都不是偶然的，都可从中找到体制方面的深刻原因。

对此，曾国藩与左宗棠的认识要更为先进一些，他们模糊地看到了中国政治方面的差距和问题。曾国藩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作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左宗棠说，“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7）。左宗棠、曾国藩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后勤专家。他们在学习西方“制器”同时，总念念不忘中国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知道中国绝非单纯后勤与装备改革、建设就能解决一切，他们深感中国政治方面的不足。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也不敢提出——在后勤与装备建设改革的同时还必须作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更谈不上付诸实践，终致甲午大败。然而，甲午战争惨败也终于使国内的进步力量看到，在世界性大变革的背景下，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之下的任何变革都不能改变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创办兴中会、倡导民主革命。

（二）洋顽两派斗争，深碍勤务发展

洋务运动虽然存在问题很多，但是其终究还算一场寻求富国强军的有益探索，在当时的封建体制下也实为不易。即便是这样一场很不彻底的变革，也面临顽固保守势力强力打压。清廷内部的洋务派也好，顽固派也好，都是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也都想维护正在日渐倾覆、日益败坏的封建庙堂。所不同的，一个是趋向买办化的封建统治者，一个是死啃封建教条、顽冥不化的封建统治者；一个是要采用外国的“长技”来防止封建统治崩溃，一个是要讲求“圣人之道”，坚持闭关锁国以保存“天朝”的体制。由于这些不同，在洋务派主办洋务的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活动都提出反对意见。洋务派每推行一项重大的洋务活动，每遇到一次重大的对外交涉，顽固派都要出来争斗一番，在天津教案、马嘉理案件、中法战争、铁路、开矿、电报等事上，都有两派之间的长期争论，从奏折到函札吵声不断，内耗无限，丧失了大量宝贵的发展时间。

顽固派首领、大学士倭仁于1867年3月上了篇奏折，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了追求一艺之末，就去奉外国人为师，且不说外国人未必肯传授他们的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造就的人才也不过是“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李鸿章1874年提议修铁路时，即遭到有些京官的“痛诋”，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在吵吵嚷嚷中去修从唐山到管各庄那条短得可怜的运煤铁路。1880年12月，淮军旧将、原任直隶提督的刘铭传出面，上奏清廷，请修铁路。他说：“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多端，“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对此，顽固派一个个递送反对的奏折。顺天府尹王家璧认为，铁路虽利于运兵，但“我能往，贼亦能往，果能朝发夕至”，一旦他国“有连合诡谋”，就会“四面受敌”，是置自己于危地。翰林院侍读周德润认为，铁路“行之外国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因为“外夷以经商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铁路一开，沿途的旅店、运夫、骡户都将歇业，使社会不安，是“与民争利，祸亦随之”。这些理由看来很堂皇，骨子里却是保守没落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至1887年中法战争后，海军衙门奏请修建天津至大沽铁路才被批准。这些斗争对后勤方面的基础建设延误少则数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及至甲午战争前清廷仍未形成国家支撑战争的工业体系，深受洋人摆布。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路线已达3200千米，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万吨，但中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千米，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更有甚者，运煤船大都靠租赁洋船，随着战事的扩大，运煤船船主、管轮等洋人已多有畏险之意，最后竟坚执非由军舰保护不肯开行。海军主力出海后无处加煤，又无运煤船随行，所以只能是速去速回，严重制约了后勤保障力的生成和发挥。

洋务派自身也没有形成有组织的统一阵营。这个官僚、军阀、买办的混合体，以地方实力派为主，在英、法、俄、德、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互相争夺下，演变为各个集团。这就是奕集团、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左宗棠集团、张之洞集团。这些集团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争斗，更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

江南制造总局经过洋务派的策划，清朝政府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第一个大厂——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正式在上海成立。清政府投入巨资。曾国藩曾称：“中国自强或基于此！”这个局的开办费花了54万两银子，以后每年由江海关的税银中拨二成，在30万～60万两之间，作为它的常年经费。江南制造总局由昏庸腐朽的封建官僚主持经营，外国技师对生产技术又进行垄断，生产能力非常低下，产品的质量也很差，所造云炮，炮身不长，机器也不灵，一个钟头只能放七八发炮弹。生产出来的兵船，当时人们评论说：“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花费这么多钱，只是给官僚们提供一个贪污的机会。江南制造总局的腐败状况，引起当时人们的广泛不满，这种不满甚至反映到晚清的文艺作品中来，李伯元写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花了不少笔墨揭露和描绘江南制造总局的黑幕。

金陵机器局则成为李鸿章淮系集团的私产，在他北上镇压捻军时，就向清廷特别声明，他所创办的军事工业，是淮军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此后，李鸿章虽然一直在北方，但南京金陵机器局仍然受他管辖。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也要由南、北洋会商会奏，共同处理问题。

清朝政府在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相继建立起来后，唯恐外洋枪炮船只完全操纵在汉族封建地主实力派手中，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命令满洲贵族、（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办机器局。1867年3月，天津机器局成立，以美国驻天津领事英国人密妥士为总管，购买机器，打算制造火药，供给卫戍京师的军营使用。满族官僚比汉族官僚更腐败，这个局的开办费花了20多万两银子，由天津海关拨税银四成，每年20余万两至50余万两，作为常年经费，经营了三四年，但机器还须添置，火药也没有开造。

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大约南洋有军舰17艘、北洋15艘、福建11艘。南洋海军掌握在湘系手中，北洋海军掌握在淮系手中，福建海军掌握在闽浙总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三洋海军各归节制，不相统辖，派系畛域很深。这些海军的训练都很差，许多时间都消耗在运输物资和迎送官员上，内部组织和官兵纪律都很松懈，船上的武器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型号。

1884年6月，中法海战爆发。8月，法国远东舰队驶入闽江口，消灭福建海军全部船只，并摧毁福州船政局。开战前，福建海军屡次急电清朝政府，要求派北洋海军支援，但李鸿章把北洋海军看作淮系集团的看家本钱，不肯派船救援，坐视福建海军覆灭。福建海军覆灭了，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受了损失，只有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因置身战外而保存了实力。李鸿章以福建海战为例，借口中国自制兵船万万敌不过外国舰队，逐渐摒弃自己造船的打算，不惜巨款，大规模地向英德两国订购铁甲舰。这种腐败情形、内耗行径，在中法海战中迅速招致惨重失败却得不到吸取，反而把战败视作壮大自身集团利益的机会，甲午战争至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也不为怪。

洋务派在开办军事工业的活动中，感到无论是维持或扩大生产，都需要巨额经费。但是，清政府内外交困，财政已面临枯竭的境地，洋务派感到“百方罗掘，仍不足用”，因而垂涎外国资本主义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李鸿章在复丁宝桢的信里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等税。”因此，洋务派随即开展了建立民用工业的“求富”的活动，企图通过“求富”来支撑和发展军事工业，借以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的目的。但是，封建统治者害怕人民造他们的反，不让人民持有兵器。兵器的生产，长期以来是由政府统制的，只许官办，不许民有。洋务派主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仍然是封建国家统治兵器生产的继续和发展。这种官办军事工业，生产出来的军舰、枪炮、弹药，由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参加市场交换，生产经费由国库按规定支付，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积累。企业的繁荣或停滞，决定于政府的拨款多少，而不决定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管理。这种内部关系，是一切官办企业（包括军事的和非军事的）缺乏生命力的根源，基本没有资本主义竞争的总体优势，不但产品难以发展创新，还是产品质量低劣的重要原因。最终反映到战争中，由于后勤与装备保障支撑不力，使先进的武器平台也发挥不出战斗力。

（三）武器装备外购，保障体系滞后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恭亲王奕讲：“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因而，洋务运动实际是以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为主的。不可否认，洋务运动兴办了许多工厂，但是这些工厂根基不牢。李鸿章手下的洋务干将丁日昌，将这种设厂制造的途径，阐明为“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李鸿章在1861年10月6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特别引述了这两句话，把它当作信条。如此来看，洋务运动实质是“买来主义”。而这个“买来主义”，很合外国列强的心意。1865年11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送给总理衙门。隔了几个月，英国公使阿礼国又给总理衙门一个照会，附上他的《外国新议》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新议略论》，用出谋献策的方式，推行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他们劝告清朝政府，要遵守不平等条约，要学习外国，“借法自强”。可“借”之“法”，诸如理财、练兵、派使，以及铁路、电线、厂矿等，说中国如能试行这些新法，可“约外国人相帮”；如果钱不够，还可向外国“借款”。他们的实质意图就是想借此扩展势力，大做生意，并通过“相帮”，以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尽管奕这些人对赫德、威妥玛等的言论，既说“多窒碍难行”，又说“间亦有谈言微中之事”，只能半推半就，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难以充分体现。

如此之下，北洋水师确实买来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其舰队的自我保障能力很差，仍严重受制于洋人。甲午战争中，无论是弹药保障还是武器装备维修均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甚至花钱采购的武器弹药也不能按时到货。实践证明，自己的工业体系不健全、保障体系不完备而寄希望于列强，实为一种交国计民生付于他人的严重败国行为。西方列强所谓“相帮”中国，实质是控制中国、榨取中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什么是半殖民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事实正是如此，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朝在形式上虽然还维持着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但它已不能自主地制定政策。资本主义列强，采取各种卑劣的“和平的”和暴力的手段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夺取中国的许多主权。这些主权的被剥夺，又往往是通过洋务派来实现的，并始终置中国于落后状态。

清代在甲午战争前所设机器局厂确实可观，但是各地机器局之机器均为购自外国的中间产品，既无重工业基础支撑，又无后续发展，在工艺技术上，永远步人后尘、完全仿制外货，始终不能自行设计发展，形不成体系支撑和创新发展。所购机器不数年即成旧式，永远不能超越西方。洋务派认识也不到位，不知这个时代已经日新月异，引进而不创新根本达不到保家卫国的目的。例如，北洋水师大权操在英国教练琅威理和德国教练汉纳根手里。洋务派所开办的各个兵工厂，从原料到设备，从设计到制造，也无不仰赖外国列强，由此外国列强也牢牢地把持了中国的军备。清军虽然买来了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没有相应的后勤与装备保障体系支撑，难有真实战力可言。

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中朝作战和保障装备都明显落后于日本。真正的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一战，其持续作战能力就已基本消耗光，之后存在的只是一支苟延残喘的空壳舰队。战争实践表明，一个没有成熟工业体系，也没有完备的后勤与装备保障体系的军队，武器再先进，也逃不脱一次性消耗品的命运。

（四）缺乏清醒战略，保障准备不足

甲午战争前后很长一段时间，正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并瓜分世界的时期，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盛行，清政府对列强的狂妄野心、卑鄙无耻、唯利是图认识不清，不但战争准备不足，战中还总寄希望于列强之间的调停，时时想着求和，必然一步步滑向失败。忽而想求和、忽而急于战、忽而又指望列强干预，左右摇摆不定，没有清醒战略判断、战略准备和战略决断，后勤与装备保障自然没有长期扎实的战争准备。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运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着手准备对外扩张。明治天皇即位之初，即确立了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的侵略扩张政策，侵略的矛头首先指向近邻朝鲜和中国。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1876年，日本又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了通商租地等特权。1882年，又迫使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在汉城驻兵的特权，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4年，日本在朝鲜制造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息了政变。日本却以此要挟清政府，于1885年胁迫清政府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如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有同等派兵权，这就为后来大规模进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依据。此后，日本加紧进行侵华战争准备，扩充军队，改善武器装备，派遣大批特务进入朝鲜和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搜集情报、绘制地图。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1893年决定成立战时大本营，完成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准备。

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清朝政府最初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日本在中国台湾和朝鲜的侵略行动，始终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及至后来日本侵入朝鲜，策动政变，才使清政府认识到“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并注意加强海防、发展海军、整顿陆军，国防力量有所加强。但是，稍有进展又自我满足、沉溺于腐化享乐。1888年成立的北洋海军，拥有各种舰艇25艘，其中包括2艘铁甲舰，这支力量曾对日本起过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此后到1894年未再添一舰，大量经费挪作慈禧建园子祝寿的款项，其他各项后勤与装备准备更是无从谈起，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正在密切注视朝鲜局势的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实现“侵韩征华”目标的大好时机，也别有用心地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以使自己也能出兵朝鲜，进而把清政府拖进一场预设的战争。

在中国出兵朝鲜之前，日本已于6月2日决定出兵朝鲜，并秘密下达动员令。6月5日正式成立战时大本营，并派兵进驻汉城。到6月16日，进入朝鲜的日军达5000人。中日两国军队形成时峙，战势一触即发。但是，清政府负责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应战准备，而是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结果四处碰壁，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

日本又使出惯用的卑鄙伎俩，7月25日，日军在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至使800余清军死难。7月29日，日军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动袭击，清军战败，叶志超逃奔平壤。使得大战尚未正式爆发，清廷就已全面被动，恐战气氛浓厚。

8月1日双方宣战后，光绪帝命令李鸿章迅速派兵进剿，但李鸿章和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因此，清政府虽已宣战，却未制定具体作战方案，只是消极应战，实际领导这次战争的李鸿章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命令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正是这一消极避战方针的指导，严重影响了各军将领的作战决心，一败再败，越败越被动，后勤与装备保障的不足越发彰显。

清廷不但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认识不清，对西方列强更是认识不准。清朝政府、官员从完全看不起的夷人，变成了后来对洋人的顶礼膜拜，居然军国大事也交洋人办理，授人以柄，后患无穷。例如，早在1861年，清朝政府就开始了建立海军的活动。当时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奕诉面前炫耀英国火轮船的威力，表示愿意帮助清朝政府建立近代海军，从水路进攻太平军。经过反复洽商，清朝政府决定拨80万两银子，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船3只、小号兵船4只，请正在英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采购这些船只。

1862年，7艘兵船购齐，但80万两银子只够置办船只及其炮位，购买舰队其他各项器物、探报船、趸船等，又用去27万两，共计107万两。本来商定，每船只临时雇用两三名外国人司舵、司炮，这些外国人必须教会中国人驾驶轮船、施放火炮等技术，然后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不料李泰国却在英国招募了600多个军官、兵丁、水手，宣称成立“中英舰队”，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

舰队开航前，李泰国还私自代表清朝政府，与阿思本签订合同13条，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拥有完全指挥权；除了中国皇帝之外，阿思本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皇帝的命令必须经李泰国传达，李泰国如认为不合理，还可以“拒绝居间传达”；合同“不得中途摈弃”。李泰国签署这个合同，包含一个很大的野心，即在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的新的关系中，他应该是清朝政府的指导人物，并且“应该充当海军大臣，而且是唯一的海军大臣，只对皇帝或总理负责”。这是一个控制中国海军的恶毒计划。

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中国。对于这样一支完全受外国控制的舰队，奕还准备接受，只是略为修改章程，由清朝政府任命舰队总统领，阿思本担任副总统领。但曾国藩、曾国荃和李鸿章都激烈反对。起初，他们听说要购买外国兵船，非常高兴，以为是扩充自己实力的机会，曾国藩并做好接收舰队的准备，而这时不仅兵船捞不到手，反而出现了一个外国司令和一群外国士兵，要闯进长江，势必分沾自己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功绩”。曾国荃首先表示：攻打天京用不着这些火轮船。接着，曾国藩写信给总理衙门，更加强烈地表示，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领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并说：“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万之船价”，“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坚决要求将舰队解散。李鸿章也持同样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害怕接受这支舰队，将激起湘、淮军的兵变，决定遣散舰队，责成阿思本将舰队开回英国变卖。舰队出售后，售得的钱还不够“遣散”之用，清朝政府又拿出37.5万两银子，才算了事。

清朝政府花费了160多万两银子，一无所得，因此，免了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职，改任赫德为总税务司。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海军的发展又被延误了好多年。

又如，关税这样一个重大主权问题，清廷也交给了洋人。早期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已经深恶痛绝。他们说，关税自主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者昏庸腐朽，把关税税则订入中外约章中，结果“太阿（古剑名）倒持，授人以柄”。因为关税不能自主，无法保护中国商人，利源全被外国人夺去，这就是中国贫弱的根源。加上海关大权又被英国人赫德所把持，他不仅借此包庇外国商人，还利用他所控制的关税收入，来左右中国内政。如此这般，中国和英国一旦失和，赫德一定会利用这个权力，帮助英国来灭亡中国。事实上，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确实是西方列强的代表。他在中法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就越俎代庖，派遣他的亲信金登干至巴黎，与法国达成秘密议和协定。这一协定，大大影响了中法战争的结局。1887年，赫德又派遣金登干至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谈判关于清朝政府对澳门征收鸦片税的问题。金登干以清朝政府的代表自居，公然订约，承认葡萄牙长期租占中国的澳门。在许多外交活动中，清朝政府还聘请一些外国人为随员或顾问，这些外国人利用职位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大力谋求新的侵略利益。

然而，西方列强一切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本质始终未被清廷看清，加之官僚买办的利益掺杂其中，所谓自身图强就变成了对列强的依赖。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家危难之际，李鸿章仍寄希望于英、俄、德、美等列强的调停，对战争以及赴朝军事行动并未作周密的战略筹划和部署，各项临战后勤与装备准备更没有清晰战略指导。准备不足带来了严重后果，从“来远”舰大副张哲溁呈文中可窥一斑，“军械不足。各国制造军器，日异月新。数年以来，我军未尝购外洋军械。现有船炮，比敌迟钝。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敌已多。我又无快炮以抵。敌受伤退，我船不能追。是两军相对，而彼得进退自如。兼之配炮零件，所备不足，一旦急需，非购自外洋不可得，临阵施放，难得无伤。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军火不备。我军所用鱼雷、水雷，均购自外洋，一旦需用，求之不得。威防水雷不足密布，故敌艇得进出自如。至所领子药多不合式，亦不切备。东沟之役，有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者，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料件不备，我军全用有烟之煤，数十里外，敌即能窥见，虽黑夜亦能别我船之所在。中雷袭攻，未必断非此害。船上应用淡水油料，不能应时购取”（《盛宣怀档案之三》，第399页）。仅从张哲溁的战后检讨中，就可看出清廷由于缺乏战略认知和筹划，而在后勤与装备准备方面的糟糕状况。以此状况迎战周密准备的日军岂能打胜。

实际上，洋务派对一些战略性问题也不是一点清醒认识都没有。李鸿章认为要制好器，首先要举国重视火器，像洋人那样，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要使儒者（知识分子）参与其事，儒者与匠人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使掌握理论的技术人员与实践的工人相结合，才能有成。他说，“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习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上求鱼，臣干谷。苟荣利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李鸿章“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就是主张自己设厂制造和拥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不依赖外国，他也不主张用购买来解决清军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知行更是难以合一。

（五）指挥体制落后，组织协调混乱

孙武讲：“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战争的指挥筹划历来对胜负具有决定性影响。日本由于早有侵略中国企图，密谋已久，长期派遣大批特务搜集情报、绘制地图。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1893年成立战时大本营，完成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准备。清廷在战前，则没有专门参谋机构进行系统筹划，战中又组织混乱，对日军战略企图、作战行动和保障状况等始终处在云里雾里，造成作战准备失据、指挥失据、保障失据。

清军特别是北洋海军，是用近代武器装备武装起来的，从当时情况看，北洋海军拥有比较完善的后勤保障机制，但其指挥体制却不适应近代海军作战的需要。作战指挥与后勤指挥互相脱节，以致发生了诸如战前指挥官不了解舰上实战炮弹配备情况，作战中后勤人员以不相隶属为由，不听指挥、临战先逃和负责后勤的官员贪污腐败等事件频频发生。美国人约翰·罗林森曾把“北洋舰队的岸上机构也没有给予适当的支持”作为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实战表明，作战指挥员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后勤，不能妥善解决前方与后方的协调问题，要想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作战对后勤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组织指挥问题愈加突出。

北洋水师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重要表现就是海军提督无节制后勤权。北洋海军章程规定的后勤建制原则：后路局“皆受命于海部，与提督各不相辖，所以隆体制、专责任。”这可能是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但当时不合大清国情，首先与曾国藩所倡导并在湘淮军中行之已久的“合事权与军权归一”的思想相背离。这就束缚了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手脚，造成后勤供应与舰队需要相脱节，以致甲午海战的失败。依海军章程北洋后路各局全统一于北洋大臣之手，其各局的主管大员均由北洋大臣委派司道大员、文武大员，或遴委、札委大员管理之。仅有少数次要局所由海军提督会同水师营务处或津海关道禀明北洋大臣遴员管理或札委人员管理。总之,海军的后勤权与军权全统一于北洋大臣李鸿章之手，而海军提督仅有一点前线指挥权，其他如后勤筹划、管理的大权则几乎没有。这一弊病，关系太大了。海军是一个新事物，它有许多特殊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它要远出海外，与别国强大势力相较，须有独自筹划、独自供应，与海岸应当紧密相连。总之，如自己不能掌管后勤权，事事仰承北洋大臣，受官僚机构的牵制迁延，遇事必致贻误。而北洋大臣体制隆重，掌管水陆各军，还有政务，日理万机，不可能专精致治于海军，又加上长居陆上，必然与海事相隔膜。中国当时交通通信又不便利，提督不管后路各局，外国可行，中国不可行。其弊端以及甲午海战的惨痛教训，当事人认识最清。

甲午海战余生的当事人对此曾有反思，如“来远”帮带大副张哲溁说：“统帅无权。兵法瞬息万变，岂容泄露机宜，海军提督受制于北洋大臣，动辄必禀命而行，每电覆未来，众莫知行止。敌布奸细、几于无地无之。我军情形均为所晓。兼之炮台、船坞，不特令不能从，且事多掣肘。南帮（威海）炮台失守，误却大局，可为明证。”

“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呈文说：“船坞局、军械局、煤炭局，须在海军驻防，归提督节制，免致临时掣肘，各执己见。”“各船遇有所请，或添置，或改换，实系在所必需。虽有请未必如言。譬如‘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经’‘来’两船，非细小船只，但每船仅有四尊大炮。若一傍迎敌，只有三尊可用，岂能御之。”

“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呈文说：“海军提督须厉练老成之水师官出身，有管辖各船坞、局、所之权，应专折奏事，或战或守，方得相机而行。”

海军守备高承锡呈文说：“水师军械、船械两库，以及煤厂，务必设在水师驻防之处，专归统领节制。随时添足，按年配发。至军务之时取用亦便，以免备文请领，设辞推延，耽误大事。”

这些都与海军提督不能节制后路各局有关，以致动辄掣肘。北洋大臣地位较崇，远离海军舰队而驻于天津，船舰上急需事，必须经过他，才能得到后勤的补给，战事紧急必然误事。归根结底当然是清朝官僚体制造成的。正如曹嘉祥等所说，：“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之三》），。

从以上这些当事人的反思，有助于我们了解北洋海军后勤体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当代的后勤指挥体制问题。

（六）官腐兵怯民散，勤务保障不力

综合来讲，清廷腐败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腐败深刻影响到了后勤与装备领域的各个角落，各种问题积小成大、连锁反应，最终又作用于战争保障全程，进而决定了战争成败。

在清廷财政入不敷出之下，兴办了一些民企，主要还是“官督商办”。这种企业，由于官权太重，不仅企业衙门化，经营腐败，而且洋务官员往往弄虚作假，侵吞私人股本，这就大大挫伤了私人投资的兴趣。而一有盈利，封建统治者的黑手又伸得很长，如漠河金矿曾经获利较丰，每年纯利的30%以“充作军饷”的名义被拉走，慈禧太后生日也得报效数万两；开平煤矿的煤，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既有优先购用权，还规定“官利”占10%，慈禧太后生日也要报效三万两，这样，企业就很难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民用工业的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封建制度的重重束缚下，后来这些民用工业有的瘫痪停办，有的被帝国主义掠占，有的转手私人经营，能继续维持下去的不多。清廷还始终奉行愚民政策，民众的国家意志、民族精神淡漠。泱泱大清国，到处充斥着吸大烟、裹小脚、无所事事、丑陋奇怪的人群。大清国是皇家的私有财产，朝廷只需百姓缴纳国税，无须民众对“国家”有政治责任。民众在酷吏压榨之下逆来顺受，不关心国家命运。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偌大国家却组织不起支援战争的民众力量。最终导致官僚沉溺于贪污腐败，兵不知为谁而战，民不知为谁保障，从根本上失去了民心大义。相反的，日本则是全民动员，意志坚决。

自1885年10月海军衙门成立后，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此后就未曾再订购一艘军舰，每年400万两海军经费，大部分被西太后那拉氏和奕譞挪作兴建颐和园的工程费。从1885年到1894年间，为修建颐和园，共花掉海军经费2000万两，海军衙门实际上成了兴办颐和园的工程处。因此，北洋海军成军后，军力就再没有发展。李鸿章派他的亲信李凤苞出使德国，用银300万两，向德国厂商定购“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结果李凤苞从中大肆贪污，侵吞公款达60万两，还无耻地鼓吹“制船不如买船”的理论。

身为平壤各军总统领的叶志超，因欺骗清廷、谎报战功而被任命为援朝各军总统领，难服众望，所以“各将领均不受节制”。他畏敌如虎，未经接战再次率先逃跑，遂使军心动摇。此后，虽然清军中不乏聂士成、徐邦道等英勇抗敌者，但宋庆等诸多将领不敢接战、士兵畏敌情绪严重，此等状况如何能战胜。此外，入朝清军纪律不好，侵害朝鲜民众利益，使朝鲜人民大失所望，因而清军的保卫战得不到朝鲜民众的大力支持，这也是清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从牙山开始，清军一路溃败至辽东，遗弃大量军火物资资敌。特别是1894年11月22日，旅顺失守。清政府经营15年，花费千万巨资建成的包括当时东亚最大船坞在内的旅顺军港及全部军事设施、武器弹药一并落入日军手中，还发生了旅顺屠城惨案。此后，虽有兵士在将领逃跑之后仍死战到底，但终于战事无补。

战事节节败退，与后勤与装备保障不力关系甚大，除了决策者贻误事机，还因当事者徇私舞弊。10月27日，监察御史安维峻以贻误军事之名奏参盛宣怀。谓“李鸿章督办军务以来，调度乖方，丧师失律”，推究误事之根由，以“津海关道盛宣怀实为罪魁”。参折中列举了许多关于盛宣怀贪污贿赂的传闻物议。一曰盛宣怀“与李鸿章之甥张士珩（注：张任天津军械局总办）盗卖前膛枪炮与倭人，以二百余万之值，减价仅得四十万，私行瓜分”。二曰“由外洋买得后膛枪炮一宗，皆敝坏不堪，重新改造者，每一枪浮开价值六七两不等”。“此次平壤之军，间用土枪、土炮，以后膛枪炮不敷用故，而后膛枪炮用之又不能及远，且有谓子药俱不合式者。其贻误军事，罪不容诛”。三曰“该道上年送礼亲王世铎寿礼黄金三千两，送军机大臣孙毓汶寿礼白金三千两，其他要路显宦皆以重赂结之”。安御史认为，若盛宣怀果真无与疆臣、枢臣勾结之事，那么市井物议从何而来呢？可见决非空穴来风。因盛宣怀有借采购军火之机中饱私囊之嫌，劾章交集，枢廷遂罢盛宣怀。

中国的传统医学在古代已相当发达。西医输入之前，在战伤救治方面，已形成一整套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伤口消炎、止血、缝合以及实施麻醉手术等。又有一些专治金创的成药，如“桃红散”“七厘散”“如圣金刀散”等，同时许多医学著述中都有大量的篇幅介绍战伤救治的方法。在晚清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甲午战争中，清军缺乏良好的医治救治体系对凝聚军队作战士气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救治伤病员的做法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但施行较慢，直到1905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才在广州设立了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保障。随营军医学堂聘请的还是一个日本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这是清军受西洋医学影响建立的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甲午战争后，军事医疗机构被编入军队序列。各营配备养伤病床和各种药品。在军队普遍进行战伤自救互救教育，并给每个士兵配备“缠伤布条、止涌药棉花各二付”。战后，伤员送就近医院治疗。

回顾甲午战争无疑会再次引起我们情感上的伤痛，但是这种伤痛对于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有裨益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面临外部势力的战争威胁。反思甲午战争，对于我们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特别是军事斗争后勤与装备准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