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朝鲜金城
简介：1950年打响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狭长的半岛上展开的殊死拼杀，敌我双方投入到战场上的兵力最多时达300万人，最终以“联合国军”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而告结束。志愿军后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改进保障，在与强大敌人交手的过程中完成了由传统后勤向现代后勤的伟大转变，建立了与保障现代战争相适应的后勤体系，创造一系列保障奇迹，从而有效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朱德总司令曾感慨地指出：“能否打胜仗后勤起一半作用。”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不得不承认：“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战例评析与启示
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经验，在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由以往只能进行技术水平较低的中国型的现代化战争，进入到可以进行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战争阶段。我军建设的各项工作，也开始按照适合当时国际形势和战争的要求逐渐开展。在作战理论和战役指挥、战术运用和后勤与装备保障等方面，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创造都对我军后来的现代化建设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
（一）未雨绸缪，后勤与装备保障需要战略视野
虽然对抗美援朝这样的大规模战争来说，志愿军后勤与装备准备并不充分，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仍然为后勤与装备准备赢得一些宝贵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迫切希望周边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以恢复国民经济。195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国范围军事行动的部署，主要是要求完成台湾战役和进军西藏的准备，并尽快剿灭土匪。当时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军费开支又占财政支出的40%。同年5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复员计划，准备第一期将全军由540万人压缩到400万人。在全军57个军中，部署于东北的只有第四野战军第42军和3个炮兵师在黑龙江开荒生产，有5个独立师、1个公安师担负地方警备任务，兵力总计只有17万人。然而朝鲜出现的内战和美国燃起的侵朝战火，却逼迫新中国不得不很快投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中央军委迅速决定改变战略部署。6月30日，周恩来在军内通知：“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向后推延。”当时中共中央研究了中国的周边环境，认为除朝鲜和台湾地区外，中国南方边境也出现了现实威胁。美国除大力加强对侵越法军的援助外，还有直接介入的迹象。因此，中共中央设想同美国可能进行武装较量的战场有三处，即台湾海峡、越南和朝鲜。
当朝鲜人民军初战胜利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就考虑到战局可能恶化，甚至直接判断敌人可能在仁川登陆。7月7日，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国防的会议，13日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而东北过去是战略后方，只有一支野战部队即第四野战军的第42军在黑龙江开荒生产且准备下一步集体复员。根据国防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从7月间开始将战略预备队即第四野战军的第13兵团（下辖第38、第39、第40军）从河南北调，加上第42军和3个炮兵师共26万人组建东北边防军，并在鸭绿江附近地域集结训练。同时，军委要求加强炮兵、工兵、装甲兵、高射炮兵的建设，空军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8月5日，中央军委指示东北边防军，要做好9月上旬能够作战的准备。15日，在金日成公开宣布本月将为解放全朝鲜的胜利月后，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当天召开会议，研究认定朝鲜人民军已不可能再取得进展，战局很快还会逆转，敌军有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极大可能。同月，东北边防军首长和中国驻朝大使馆也向中央发回同样内容的形势分析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肯定了这些报告，除向友方发出警告外，又一再强调应在国内加强战备。
8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要准备11个军36个师70万人的兵力，以三线配置为基础。以第13兵团（含第42军）为第一线，以第9兵团为第二线，以第19兵团为第三线。同时，决定从第四野战军抽调10万老兵，在开战后补充一线部队。
后来的事实证明，从7月开始中央军委为入朝参战所做的一系列准备，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其中最关键的措施。因当时国内物资储备和运输等条件都非常困难，东北边防军从动员到入朝参战用了3个多月时间，许多准备工作还感仓促。而美军凭借其高度的机动性，从突破“三八线”到进至鸭绿江边只用了十几天。假如待朝鲜战局恶化再临时准备，战争的进程如何就将难以想象。
但是，在后勤准备工作中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有些扩编计划不落实，人员装备不到位。东北军区后勤系统从组建到入朝参战，干部缺编1566人，占编制数的54%。医疗力量、武器装备缺编也比较多。二是缺乏多种方案准备，应变能力差。入朝前，后方各项准备均是按防御作战考虑的。入朝后，战局发生变化，部队大打运动战，后勤与装备保障明显不适应。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从主观上讲，志愿军入朝前，对现代战争后勤与装备保障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正如聂荣臻元帅指出的：“我们出国以后的后勤工作，再沿用过去在国内作战的那一套办法，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要求了。过去我们是打到哪里吃在哪里，完全取之于民，武器弹药主要靠缴获，所以没有想到后勤工作会有那么多问题，一入朝参战，才发现问题很大”。从客观上看，是因为准备时间很短，“我们进行抗美援朝，虽有预见和准备，但从决定参战到入朝，是很仓促的。大约只有十天多的时间，准备不足”。
任何战争后勤都要先准备，而且每次战役、战斗也不例外。志愿军在入朝的前8个月里连续进行了5次大战役，战机都把握住了，但对后勤来说又是仓促的、准备不足的。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已经深受后勤所困，准备休整几个月，但是敌人看出了我们在保障方面的弱点，主动发起了进攻，志愿军后勤又是在没有调整到位的情况下，仓促保障第四次战役行动。而第五次战役与第四次战役仅间隔两天，后勤仍无调整准备时间，只能边保障、边调整、边战斗。转入阵地战阶段后，志愿军后勤虽然面临敌人更严酷的“绞杀战”，但是战线相对稳定，大小作战行动的后勤准备具有了一定条件，保障能力也就得到了改善。可见，后勤准备对战局确实影响很大，但是战场情况改变是必然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认识到后勤准备重要性的同时，从战略视角看待保障问题，力求赢得保障的主动性。而这种保障的主动性只能来自平时的充分准备。对此，聂荣臻元帅深刻指出：“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美援朝经验证明，这仍然是进行现代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现在应该接受这些教训，平时就要根据军队现代化建设与作战的需要，在国家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后勤建设和储备必要的作战物资，一旦有事，使后勤起到‘先行’的作用。”
（二）保障能力强弱对战争进程有重大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志愿军来说，是在陌生环境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作战，与在国内作战完全不同，从某种角度来讲，后方保障能力能够决定战争进程与结局。
首先，对比国内作战，志愿军一是难以就地补充给养被装；二是难以充分利用缴获。北朝鲜地处山区，经济比较落后，加之敌人的狂轰滥炸，战区朝鲜人民群众能够提供的支援非常有限。到第四、第五次战役时，主要在“三八线”以南作战，这地区原为南朝鲜控制，当地群众对志愿军不了解，同时这一地区作战频繁，屡受“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搜刮摧残，人民早已转移，物资十分缺乏，形成“三百里无粮区”，加之两次战役又主要是防御作战，缴获的物资少，就地取给十分困难，一切物资均须后方统一供应。在国内战争中通过打歼灭战补充自己的办法，在朝鲜战场上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入朝初期的云山战斗部队还普遍缺少防空经验，缴获的装备虽多，因未能及时转移而大部被敌机炸毁。第40军第354团在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中，缴获敌汽车38辆，但因缺乏驾驶人员，未能及时开走，第二天就被美军飞机炸毁。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在三所里、凤鸣里战斗中，缴获汽车1000多辆，因无力及时转移分散，除抢出一小部分外，绝大部分被美军飞机炸毁。第三次战役中，第42军第124师济宁里地区穿插迂回战斗中，缴获了汽车98辆和南朝鲜第2师的大小仓库数十座及全部储存物资，但因后勤人员少，时间仓促，绝大部分物资没有抢运出来，被敌机炸毁。第五次战役，中朝两军至1951年5月18日切断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后路，南朝鲜军却又采取遭受沉重打击即化整为零的老办法，丢弃重装备分散逃入深山。中朝军队虽然缴获了4个师的装备，但是，大多又被美机炸毁。
其次，依靠后方供应必须建立强大的后勤。志愿军入朝后。当时组织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东北军区后勤部远在沈阳，派往战区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只有十几个人。3个分部都是仓促组建，既无完整的组织基础，又未经过必要的整顿和训练；军以下后勤虽然是原建制，但也都是由平时的业务机构仓促改组而成，没有专门的后勤指挥职能部门。特别是很多后勤干部长期从事业务或地方工作，虽然政治热情高、工作积极，但缺乏必要的现代后勤知识，不善于组织部队开展后方对敌斗争。专业保障部队不足的现象也很严重。以兵站为例，第一次战役前夕，过鸭绿江的只有3个大站，战役打响后才陆续增加到7个；第2次战役分东、西两线作战，也只有9个大站；到第3次战役时才增加到11个。这些兵站分布在千里运输线上，既要收发、保管物资，又要随部队实施跟进保障，工作极为繁重、被动。第二次战役时，部队打到“三八线”附近，第1分部最前面的兵站才赶到德川、兰田一带，距部队300多千米；第3次战役，前面的兵站虽然跟到了春川、抱川，但后面的兵站尚在中坪地区，兵站间相距三四百千米。保障部队专业不配套的问题也很严重。美军把轰炸破坏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当作其重要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时期后勤几乎没有自己的防空力量；公路运输线长达数千千米，后勤却只有极为有限的工程部队；后勤部队高度分散，却没有自己独立的通信系统。保障装备更是严重不足。当时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装备，除少量临时进口的新品外，基本上是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不仅数量少而且大部陈旧。以运输工具为例，当时铁路线因受美军飞机轰炸，基本不能通车，运输主要靠汽车。志愿军入朝时，按预定防御作战的战略意图，以运输线长150千米计算，战役后方需汽车1000多辆，实际只有700多辆。部队改取运动作战方针以后，运输线急剧延长到500多千米，汽车只补充到2000辆左右。而志愿军参战兵力却不断增加，首批入朝为4个军，10月底达6个军，11月中旬增至9个军，仅1个月时间，参战兵力多了1倍。在美军飞机封锁破坏严重，汽车每夜只能行驶三四十千米的情况下，以如此少的运输工具保障数十万军队的作战和生活需要，明显不适应。
最后，后勤保障程度决定战斗力发挥，进而影响作战结局。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发起进攻时火力不足，也成为当时难于大量歼敌的重要原因。我炮兵部队入朝后，马上感到沿用国内战争中原有的作战方式已不适应新的战争环境。因敌机完全控制了天空，白天部队不能行动，战区多山多河，道路桥梁又普遍遭破坏，夜间运动也十分困难。步兵部队都在夜间发起进攻，负责掩护的炮兵却因多数指战员不会利用地图射击，加上通信联络不畅，射击精度很低。步兵向敌人追击时，也只有部分队属的轻便迫击炮能够跟上。迫击炮的炮弹要靠肩扛手提，携量很少，火力支援能力有限。当时，炮兵部队虽然吃苦大、跑路多、常挨炸，却往往打不上仗。
第四次战役横城反击战获胜后，志愿军于2月13日乘胜向横城以西的砥平里发起攻击。参战部队又分别隶属于3个军的6个团共1万多人。当时由于胜利产生了轻敌思想，匆忙以野战进攻方式向已经构筑了坚固工事之敌发起攻击。砥平里守敌有6000余人，已设置了铁丝网和地雷区，还有20辆坦克。志愿军攻击部队只有3个炮兵连共十几门火炮，在进攻中对敌火力不能压制，坦克不能摧毁，障碍区也未能突破。经两天两夜激战，仍然僵持不下。这时敌援兵已到，志愿军不仅弹药大都耗尽，各部因缺粮多靠喝粥度日，被迫于2月16日开始北撤。根据前3次战役的经验，从后方运到前方的物资（包括粮食、弹药、油料及器材等），每人每天需3千克左右，按当时在朝有86.2万人计算，每天需2586吨，每月需77580吨。由于战线渐次南移，后勤运输线延长到550～700千米，根据当时志愿军汽车部队的运输效率，需要汽车6465辆方能完成上述运输任务，而到1951年3月中旬，志愿军后勤9个汽车团只有运输车2750辆，缺少一半还多。加之第四次战役期间正值春泛，冰雪融化，道路泥泞，汽车运输效率降低，更增加了运输补给的困难。砥平里战斗规模并不大，却完全暴露了志愿军的主要弱点。美国军方认清了志愿军火力薄弱和供应困难，开始大胆进攻。
抗美援朝战争表明，部队越是现代化，消耗的物资就越多，对后勤与装备保障的依赖性就越大，单靠就地取给是远远满足不了作战需要的，过去那种“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保障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在现代战争中，保障工作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战役战斗的规模，还关系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三）机动保障能力制约机动作战能力
机动灵活是我军战略战术的灵魂。但是，如果没有后勤保障的有力支撑，机动灵活就难以做到。这个问题在国内战争时，由于有人民群众的就地支持，矛盾还没有那么突出。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机动保障能力不足与志愿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相适应的问题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志愿军是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的强敌作战，为了能使自己扬长避短，作战上必然采取极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战形式不拘一格，战术手段经常变化。志愿军战前后勤准备工作，是按照组织阵地防御作战的战略意图进行的。部队出国后，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随即改为运动战，部队在3个月时间里，连续推进。第一次战役打到清川江，第二次战役进至“三八线”，第三次战役直插北纬37度线附近，短短的80多天，运输线由50多千米延伸到500千米以上；而且战役间隙很短，后勤忙于跟进，很少有时间用来充实力量、整顿组织和补充物资。部队在连续推进中，翻山越岭，渡江河，涉冰川，轻装前进，有时在大纵深内穷追猛打，有时脱离后方向敌后渗透穿插，战斗激烈、紧张，且多在夜间行动，而后勤又没有独立的通信网，后勤上下级之间、后勤与部队之间常常失去联系，保障工作很难适应作战要求。有时后勤按照指定地点前运物资，却因部队转移而找不到接收单位；或者物资刚刚运到，部队已开始行动，来不及分发；或者部队无力携带，只好原车跟随部队行动。由于保障装备落后，不单部队前进时跟不上，后撤时还难以把物资带回，有时不得不交给当地群众或忍痛焚毁。军以下后勤同样存在着机动应变能力与作战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第38军在第二次战役追击中，后勤为了看管物资、守护伤员、打扫战场、清理缴获品，不得不在长达500多千米的运输线上，丢下一个又一个摊子。军后勤只剩一个班掩护电台，实际上已失去了对部队的保障能力。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期间，部队在北纬37度线到38度线附近反复展开攻防作战，对于机动能力很弱的志愿军后勤更是极大考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作战。就像聂荣臻元帅描述的：“随着战线南移，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供应更加困难。第四次战役时，粮弹补给的困难尤为突出。例如，因为炮弹不足，使进攻的步兵得不到有力的炮火支援而大大影响了战果。步兵因弹药缺乏，有时不得不用刺刀与敌人拼杀。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在县里地区突破敌人防线后，因等待补充粮弹，曾停止进攻三天，失去了有利战机。我军还包围过许多股团、营规模的敌人，也因为火力不足，没有能够予以歼灭。有的部队因供应不上，被迫后撤，严重地影响了作战任务。总之，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因粮食、弹药等供应不及时，在作战中或被迫停止进攻，或加重了自己伤亡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敌人的远程火力打击严重削弱了我机动保障能力。第四次战役开始后，美军参战飞机增至约1700架，破坏方式由对朝鲜北方城乡普遍轰炸转向大肆破坏交通运输线，并大批投掷重磅炸弹、凝固汽油弹、定时弹、蝴蝶弹、照明弹、四爪钉等，企图阻止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火车、汽车运输，炸毁物资和设施。鸭绿江上仅有的辑安（集安）、上河口、安东3座铁路桥梁先后被炸，几度中断。朝鲜境内的大宁江、清川江、大同江等主要江桥经常炸了修、修了炸。平壤、顺安、顺川、永柔等地的机场，数次遭炸，使志愿军空军难以及早出动掩护后方交通和配合部队作战。志愿军车辆和物资的损失非常严重，仅2月美军飞机就轰炸志愿军后方285次，伤亡1216人，损失汽车485辆及大批物资。4月8日，美军飞机从上午6时至下午4时，共出动8批240架次轮番轰炸三登库区，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烧毁各种物资82节火车皮，计粮食1435吨、豆油150吨、单衣25万多套、胶鞋19万双。作战部队的车辆、物资损失也很严重，5月上旬第40军在洪川一次被敌机打毁汽车40辆，第26军在平康被打毁装有弹药的汽车20多辆。敌军还派出特务对朝鲜北方进行破坏。第19大站渔波分站被特务放火，一次烧掉汽油184桶、胶鞋2万多双。由于敌机、敌特的破坏，后勤前运的物资只有百分之六七十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中途被毁。
此外，朝鲜半岛的天候地理条件，也给志愿军的机动保障能力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朝鲜是一个三面临海的狭长半岛，山多河多，气候变化大。前3个战役正值隆冬，东线山区气温低达零下30℃～40℃，道路冰封，汽车要加防滑链条，骡马要打冰掌，武器要上冬季润滑油。更为严重的是，部队冻伤严重，有的部队冻伤减员超过了作战减员，不仅直接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也给后勤带来繁重的医疗后送任务。朝鲜北部原有的道路布局也不适应战时运输的要求。铁路多靠近沿海，腹部地区少，西部地区的几条线路又在新安州、西浦、价川形成交叉，缺乏必要的迂回线，一处被炸，各线受阻。公路纵线多，横线少，且多盘山跨水，弯急坡陡，又多与铁路并行，铁路被炸，亦损及公路。加之横向河川多，桥梁密度大，据不完全统计，由平壤至元山线以南、“三八线”以北一段，5米以上的公路桥梁就有670座，共长2.3万多米；仅三登至支下里104千米地段，就有桥总长2400米，平均每千米有23米桥梁，且多高桥、长桥、宽桥，被炸后抢修难度大。这种道路状况，既不利于由北向南的供应运输，更不便于东西两线的相互支援。在前几次战役，或者说在整个机动作战时期，志愿军未能将敌彻底打垮，与薄弱的后勤机动保障能力密切相关。当代战争的机动性进一步增强，军队后勤机动保障能力对作战的影响更大。
（四）建立完备的后勤指挥体系是现代战争的要求
抗美援朝战争表明，极度依赖后勤保障的机械化战争需要完备的后勤指挥体系，组织筹划各项保障和防卫行动，强有力的组织指挥是搞好后勤保障的基本前提。在抗美援朝战争实践中，志愿军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三年中，志愿军后勤在战争实践中边打边建边提高，指挥体制不断健全，指挥手段不断完善，指挥能力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一个既能指挥战斗，又能组织供应的后勤指挥体系，这对顺利完成后勤保障任务起了极大的作用。
志愿军后勤的指挥体制，是在战争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使后勤指挥体系与军事指挥体系相一致的，也是和战区内实行的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相一致的。这一体制按照划区供应和建制供应的不同特点，分别建立区域性的后勤指挥和建制后勤指挥两个指挥系统，前者由志后各分部负责，后者由军后勤部负责。两个系统在志愿军后勤部门的统一领导下，既明确分工，又紧密结合，构成了完整的志愿军后勤指挥体系。
1．健全后勤指挥机构
志愿军后勤把指挥机构建设的重点放在志愿军后勤部、分部和军后勤部这三级。这是因为，志愿军后勤部担负对整个战区后勤工作的统一组织指挥，志后各分部具体组织区域性的后勤保障，军后勤部则是建制供应的直接组织领导者，把这三级后勤指挥机构建设好了，指挥体制就比较健全，战区后勤组织指挥就有了基本的组织保证。
入朝初期，志愿军没有后勤部门，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东北军区后勤部派出的前方后勤指挥所（简称“前勤”）只有十几名干部，担负不了对整个战区后勤工作的组织指挥任务。各分部均系入朝前夕仓促组成，人员来自各方，既没有完整的组织基础，又没有经过必要的整顿和训练。各军后勤部也大多是在入朝前夕由平时业务机构仓促改组而成。由于指挥体制和指挥机构不健全，指挥力量单薄，指挥经验不足，给后勤工作带来了明显的不利影响。
第三次战役开始前，朝鲜人民军经整顿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战斗，这时中朝军队也终于实现了统一指挥。12月4日两军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对外不公开）。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洪学智任副司令员；朝鲜人民军方面委派金雄任副司令员，朴一禹任副政委。规定“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统由联司指挥。“联司”名义只是对朝鲜人民军下达命令时使用，对志愿军仍用志司名义。
在前3个战役中，志愿军后勤工作之所以出现被动、困难的局面，从后勤本身来讲，主要是组织领导薄弱，后勤力量严重不足，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以后，中央军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后勤领导，充实后勤力量。为了加强后勤领导，2月，中央军委任命周纯全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为第一政治委员，张明远（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为第二政治委员，周玉成为第一副部长，张明远为第二副部长，杜者蘅为副政治委员。下属各业务部门的领导也相应有所加强。为了加强前方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前方东、西线两个后勤指挥所合并为前方后勤指挥部（仍简称“前勤”），增设通信科和两个通信连，增配两部电台。东北军区后勤部分工周纯全部长、张明远副部长、杜者蘅副政委驻前方，李聚奎政委、周玉成副部长驻后方。
为了加强分部、兵站力量，第三次战役结束时，由东北地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西南军区抽调人员组成的第5分部，于1月7日入朝，驻安州。以华东军区第29军后勤部为基础组成的第6分部，于25日入朝，驻新成川。由西北军区第3、第7军和新疆、陕西军区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第7分部，于26日入朝，驻球场。3月下旬，第6分部与第4分部合并，撤销第6分部番号。这些分部都按任务需要配备了兵站、医院、运输和警卫等部队。其他几个分部的力量也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到第5次战役时，志愿军后勤辖有分部6个，下属大站31个、汽车团11个、辎重团17个、警卫团8个又7个营、医院39所、担架团11个、人力运输团8个又8个营，另有口岸办事处2个。
为了加强战区后方防空力量，从2月上旬开始，先后有4个高炮师入朝，担负掩护后方交通和机场的任务。4月下旬，高炮第505、第513团入朝，负责掩护大宁江、沸流江等主要桥梁。5月5日，中央军委调高炮第23、第24、第25、第26营入朝，配属各分部，负责掩护后方兵站和运输的安全。第四次战役期间，为争取改变后方遭敌空中封锁的严重局面，中央军委大力加强了志愿军的防空部队。除将入朝的高炮第1团扩编为高炮第61师外，国内又紧急组建了3个高炮师和若干独立的高炮团、营，并统一装备了苏制85毫米和37毫米高炮，以及12.7毫米高射机枪。各高炮部队组建后只进行了突击的接装训练，粗浅掌握了对空作战的一些技术要领和战术原则，就于第四次战役期间陆续入朝。至此，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拥有4个高炮师和1个独立高炮团，每个军和每个地面炮兵也编有一个高炮营。这些部队因刚刚掌握新装备，技术不熟练，初战时射击命中率很低，不过也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减轻了对后方目标的破坏。
另外，为了加强铁路线路和桥梁抢修，2月13日，在新成川成立铁道兵团前方指挥所，接着铁道兵第3、第2师先后入朝。为了加强公路线路和桥梁的抢修，入朝工兵达到7个团，并给各分部配备了工兵连、工程大队。
经过前五次战役的实践，后勤组织指挥在整个后勤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健全指挥体制，加强指挥机构的建设，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为此，志愿军党委根据“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部队即将由运动作战转入阵地作战的关键时刻，于1951年5月3日及时作出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强调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环节，并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为了加强对战区后勤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同年5月19日决定，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统一管理整个战区的后勤工作。按照这一决定，同年6月正式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并陆续建立了志愿军后勤政治机关和卫生、军械、运输、军需、油料等业务部门，抽调大批具有一定军事素质、指挥才能和业务水平的军政干部加强志后、分部和专业勤务部队的领导。为了简化层次，撤销了兵团后勤部，将其人员充实志后和分部机关。同时，各参战部队也按照志愿军党委和志愿军后勤的统一要求，重点加强了军以下后勤，特别是军后勤部的建设。1951年底，全军后勤又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精简整编，统一了编制，健全了指挥体制，疏通了指挥关系。后勤指挥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实现了对近30万保障力量的科学指挥，对顺利完成志愿军阵地战阶段的保障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2．构建指挥协同关系
志愿军后勤拥有众多的专业勤务部队，高度分散执行任务，为了实现统一的组织指挥，还必须有科学的组织机制，建立合理的指挥关系，及时疏通指挥渠道，才能做到指挥灵便、使用得当。入朝初期，各勤务部队基本上是按照业务系统由分部各业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和指挥。如汽车部队由分部运输处领导，医院由分部医院管理处领导，各种仓库分别由分部军械、军需、油料等部门领导，警卫、装卸等部队也是由分部统一指挥。而这些勤务部队都配置在兵站附近，长期随兵站执行任务，有的则直接配属兵站工作，和兵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分部机关距各勤务部队较远，由于战时情况复杂、驻地分散、通信联络困难等原因，指挥很不方便，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另一方面，兵站和各勤务部队不论在配置上或任务执行上，关系都很密切，谁也离不开谁，而它们之间却不是隶属关系，经常出现不协调的现象，甚至误时误事。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经过几次整顿，将医院、仓库和装卸、警卫部队等划归当地兵站建制，由兵站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分部机关各业务部门只对有关的勤务部队实行业务技术上的指导。这样，兵站就由过去单纯转运物资、招待过往部队的简单组织，转变为基地性质的指挥和管理机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加强了后勤组织指挥的中间环节，可以充分发挥兵站的统一领导作用，解决部队分散、任务多变和统一指挥的矛盾；二是通过兵站的统一指挥，可以把对敌斗争和各项保障工作结合起来，把物资保管、装卸、警卫工作结合起来，把前送物资和后送伤员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利于各勤务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三是兵站掌握一定数量的各种勤务部队，就具有了一定的综合保障能力和对敌斗争能力，一个兵站就是一个基地，可以独立担负起一定的保障任务和对敌斗争任务，随着部队的行动而进退，有利于后勤力量的机动。实践证明，把兵站建设成为基地性质的指挥和管理机构，能够适应对敌斗争和组织供应的要求，在战争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军以下建制后勤也按照作战要求，从有利于加强统一的组织指挥出发，参照分部的做法，对所属勤务部队和各种战勤组织进行了多次整顿。通过这一系列的整顿和调整，志愿军后勤不仅有了坚强的指挥机构，而且逐步形成了上下贯通的指挥体系，从而大大推进了战区后勤建设，后勤工作逐步转入主动。
3．加强通信联络手段
在战争中，志愿军后勤驻地分散，关系复杂，任务多变，为了实现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严密的协同配合，还必须不断完善指挥手段，保持畅通的通信联络。入朝初期，志愿军后勤的通信工作十分薄弱，整个系统没有长途电话线路，电台严重不足，不少站、团甚至没有自己的通信机构。军师后勤与作战指挥共用一台一线，在一般情况下，后方通信还能勉强保证，但在作战任务紧急、需要快速联络时，作战指挥占用线路频繁，后方通信往往排不上队。这种状况曾一度给后勤组织指挥带来严重困难，使当时本来就薄弱的保障力量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贻误时机。转入阵地作战以后，由于后勤部队驻地相对固定，通信器材和通信力量不断补充，特别是兵站运输网的逐步建成，后方通信工作有了很大加强，为完善指挥手段创造了条件。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后勤要保持畅通的通信联络，必须建立与后勤指挥体系相适应的后方专用通信网，形成相对独立的信息系统。
志愿军的做法是，把后方通信网的建设纳入兵站运输网建设的轨道，使之成为整个兵站运输网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网路的布局，与兵站运输网的布局相一致；线路的架设和维护，按照兵站运输网划定的管辖区域实行分区负责，固定管理；通信网的使用适应后勤组织指挥要求，重点保证主要部门和主要方向上的需要。三年中，随着兵站运输网的逐步建成，在整个战区后方，以志后为中心建立了与各供应区、各军后勤之间的专用通信网路；各供应区以分部为中心，建立了与本区域内有关单位之间的专用通信网路；各兵站基地以大站为中心，建立了管区内的通信网路。军以下建制后勤的通信联络，由部队统一组织。这种多层次的专用通信网路联成一体，就在整个战区后方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后方通信网。
为了避免由于现代通信器材不足，或者由于敌人破坏而造成线路阻断等原因而影响通信联络，志愿军后勤还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广泛运用各种通信手段。就是说，按照各级后勤的具体条件，每一条指挥渠道掌握一至两种主要通信手段，再辅以其他若干通信手段。例如，志愿军后勤与各分部、志愿军司令部、国内的联络，以无线电和有线电通信为主，运动通信为辅；志愿军后勤、分部与各军、独立师后勤的联络，以无线电通信为主，运动通信和有线电通信为辅；各供应区的分部与所属部队之间以及各勤务部队内部的联络，以有线电通信为主，运动通信为辅；军以下后勤与所属勤务部队的联络，以有线电通信为主，无线电通信和运动通信为辅。这种多手段的通信方式，较好地保证了在复杂条件下后勤组织指挥的需要。
（五）正视“礼拜攻势”，实施两大战略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军的一场现代化正义战争，沉重地打击了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美帝国主义，迫使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后勤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胜利地完成了繁重的保障任务，取得了丰富的现代战争后勤组织指挥的经验，把后勤工作提高到了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崭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由于志愿军薄弱的后勤保障能力导致由进攻到防御的转变，尔后残酷的战争形态促成了志愿军后勤由传统后勤到现代后勤的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同以往我党领导的历次国内革命战争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是战争期间志愿军在兵力上始终处于优势；二是在技术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情况比以往历次战争都要悬殊。在整体状态上，志愿军基本处于“一军对三军”（即以陆军对敌陆海空三军），同时又以“三军对一军”（即以一部与敌正面对峙，还要在东西海岸两面设防）。这种以平面战争对立体战争的新环境，对我军的作战从具体形式到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新挑战。在战争实践中，全军上下本着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一方面发挥传统优势，一方面不断改进战法。在运动战期间，志愿军充分运用了国内战争中擅长的穿插迂回等战术，并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和自己的作战能力，适时而进，适时而退，击敌之短，避敌之长，将敌军击退至“三八线”以南。在阵地战期间，志愿军又根据新的战略任务，在“三八线”附近组织了成功的阵地防御，特别是形成了坚固的坑道体系，在阵地构筑、装备改善和多兵种协同作战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战略转变最终使敌人无计可施，不得不以妥协方式结束战争。
从后勤角度看，抗美援朝战争前期的5次战役，实际是不断暴露志愿军后勤弱点的过程。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已经显露了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1950年11月1日傍晚，第39军以8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团的兵力，对进至距鸭绿江边60千米的云山地区的美军第1骑兵师发起进攻。南朝鲜军遭到打击后顿时陷入崩溃，美军优势的火力在近战中无法发挥，被迫丢弃大部分重装备，午夜后在坦克的掩护下开始突围。在突围路上，美军骑8团又遭我军截击，坦克大多被炸药包炸毁。该团第1、第2营趁隙冲出之后，第3营被包围。随即我军采取白天隐蔽，入夜发起攻击的战法，向该敌连续进行了两个夜晚的猛攻。至11月3日夜间，残敌除个别突围外，全部投降。前来增援的美骑1师第5团也被击退。据志愿军统计，云山战斗共消灭美军约1800人，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火炮190门。但是，云山战斗已显露出火力较弱的问题，对美军一个营临时组织的野战防御阵地，攻击了3天才结束战斗。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受后勤保障不力的影响，并未达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而且减员已达10万人。长津湖一战，第9兵团又因冻伤严重至少两三个月无法参战，部队供应极端困难。彭德怀于12月8日向毛泽东报告，提议暂不过“三八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毛泽东也提出应长期打算，但根据新的战略意图于13日提出：“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又在23日提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的要求。
第三次战役后勤兵站线迅速拉长，前面的兵站虽然跟到了春川、抱川，但后面的兵站尚在中坪地区，兵站间相距三四百千米，补给能力已经不能满足作战要求。因此，战役结束后对于是否乘胜追击，在领导层中产生了争论。彭德怀在中朝两军研究下一步作战的高干会议上表示，“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并在干部会议上解释说：“粮弹接济不上，部队很疲劳急须休整。且考虑到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东西海岸到处可以登陆，海岸必须设防，土匪散兵必须肃清，后方才能巩固。加之我战略预备队还不能及时赶上，海岸暴露，无海军保护，一旦敌人乘我后方空虚登陆，那就重复过去的教训。”
第三次战役胜利后，中朝部队转入休整，准备在两个月后再发动春季攻势。可是这时的形势已有了重大变化。第一线中朝军队虽然还有28万人（其中志愿军6个军21万人），却极度疲劳。中央军委虽然调动了第19兵团和西南军区的3个军（后编为第3兵团）作为志愿军战略预备队，可是还都在长途调运中，粮弹运输更为困难。这时敌军第一线作战部队已达到23万人（美军7个师、南朝鲜军8个师、英军2个旅），兵力集中，战术也有了改变，其装备上的长处已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第四次战役，特别是砥平里战斗，敌人试探出了志愿军“礼拜攻势”的弱点。当时我军前方部队在进攻时，主要靠身上携行的粮弹作战，一般只能保持5～7天的供应。李奇微这时也认识到志愿军的攻势是“礼拜攻势”（身上只能背一礼拜的粮食）和“月夜攻势”（太黑的夜晚也不便组织进攻），并确定了“磁性战术”（遇攻即退，保持接触以消耗志愿军，待志愿军粮尽后撤时又紧随其后追击）等对策。
鉴于入朝新军准备仓促，后勤补给困难，彭德怀曾向中央军委建议将战役推迟到5月上旬发起，可是由于美军在日本组建的第16军有在北朝鲜海岸登陆的可能，为避免同时两线作战，于是决定先击破正面敌人，再打登陆之敌。彭德怀作出决定并上报军委，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第一阶段的进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却未能成建制地消灭敌一个团。从客观原因看，主要是敌人已根据志愿军夜间穿插的战术采取了节节撤退的战法。敌主力在白天撤退，担任掩护的摩托化部队和坦克黄昏撤退，每天最多只退20千米，恰是志愿军一夜前进的路程。结果志愿军攻击部队夜间抓不住敌人，天明后又正好进至敌预设阵地前，反遭空炮火力的猛袭。从主观原因看，主要是志愿军领导仍沿用国内战争中打大歼灭战的方法，口张得太大。同时，刚入朝的部队还缺少经验，仍以采取尖刀战术，以密集兵力突破一点，结果遭敌地空火力的密集打击，付出很大代价。
5月16日晚，中朝军队共13个军（其中志愿军9个军、人民军4个军团）发起第二阶段进攻。西线的第19兵团佯攻汉城，以吸引美军主力。中线的第3兵团实行中央突破，切断了敌东西线联络。担任主攻的第9兵团和人民军3个军团在东线开始分割包围南朝鲜军。由于采用了傍晚突破，夜间向纵深穿插，天明实现合围的方式，加上攻击部队十分勇敢，脆弱的南朝鲜军迅速崩溃。至21日，中朝军队在东线推进了50～60千米，由于粮弹接济不上，不得不停下等待补充，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个师以摩托化行军，迅速堵塞了缺口。中朝联司决定春季攻势到此结束，将主力移至“三八线”以北休整。
5月22日，中朝部队开始北撤。此时李奇微使用美军7个师为主力连同南朝鲜军、英军共13个师开始全线反扑。美军在反扑时还大胆地以坦克群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向志愿军纵深穿插，抢占桥梁和渡口。由于志愿军各部队未安排好交替掩护，第3兵团电台又被炸坏，所属部队失去指挥达3天之久。美军突破前沿后，3天内即向纵深推进50～60千米。24日，我第12军军部和下属的2个师、第27军主力和第60军所属的第180师被截断在“三八线”以南，志司所在地一时也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意外出现的严重局面，被截断的志愿军指战员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突围坚决的部队获得了成功。如第27军和第12军主力都顺利地冲出了包围。在突发情况面前，也有些部队因处置不当损失较大。第60军第180师被围和断粮三天后，师领导未能很好组织突围，该师共损失7000多人。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副司令员宋时轮向志愿军党委传达了毛泽东对第五次战役的意见，认为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实践证明，在未解决空中掩护和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再想“一气呵成”将敌人赶下海，是不可能的。第五次战役的结果，对我军作战指导思想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指战员当时在战争中所体现的最宝贵的精神，正是发扬了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的原则，勇于探索和创新。根据新的战争实践，全军上下及时总结经验并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对于原有的战法加以改进，从而在战争的后一阶段实行了新战法——转入战略防御，以“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战法消耗敌人，确保立于不败之地。
转入阵地防御战后，志愿军抗住了敌人的秋季攻势，确立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1952年，人民解放军总数由626万人压缩到450万人，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上一年的48%降到33%，从而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进行。毛泽东及时决定志愿军在朝鲜转入战略防御，停止发起第六次战役，以及人民解放军裁减军队员额，都已被历史证明是十分英明的决策。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以恢复国民经济为中心任务，进行局部战争不应干扰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这是当时的历史留给人们的重要昭示。
在朝鲜战场上实行阵地战，是我军进入现代化战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了一条固定的战线，敌人固然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其火力优势，我军也可以相应地加强特种兵的力量并发挥其威力。打阵地战尤其有利于志愿军机动能力较弱的炮兵作战，改善运输、改善装备以及轮番休整部队也都比较方便。进行这种阵地战还可以长期消耗和疲惫对方，对于战略重点在欧洲，又害怕因官兵伤亡多而引起国内反对风潮的美国政府来说，将迫使它以妥协方式结束战争。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后勤工作进入现代化战争轨道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军械、军需、卫生和后方工程等项勤务工作都有了重大转变，即由过去带有较浓厚的游击色彩的工作方式，转变为比较正规化的、统一的工作方式，并开始采用比较现代化的保障手段。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我军长期处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环境之中，缴获的武器型号杂乱。第一批志愿军出国时为解决弹药补给问题，各部队只好以师或团为单位，把不同型号和口径的武器调整集中使用。这不仅组织火力很不方便，五花八门的杂式武器出现故障又很难找到合适的零件修理，弹药供应也非常困难。现代战争的实践，使中央军委迫切地感到应尽快实现装备的标准化和系列化。当时，国家财政虽然极其困难，军委仍下决心全部更换苏式装备，并按苏式标准建立全军的装备系列。从1950年至1954年，我军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了107个陆军师。其中第一批37个师的装备于1952年以前运到，首先装备了在朝部队（这里面还分出3个师的装备给朝鲜人民军)。随后，国内军工部门统一仿制苏式武器，适应苏式装备系列的军工体系也从此建立起来。
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军还完善了军械部门和弹药补给的制度。后勤部门根据战争的经验制定了弹药储备和消耗标准，物资筹措、前运、储备和检修都开始制度化。战争期间，我军的军需工作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由国内战争中各部队对给养、被装、日用品等物资的就地筹措为主，转变为国家和军需部门统一供应实物为主。卫生勤务也在原来比较简陋的基础上，初步建设起一套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法。此外，我军还建立起了过去没有过的油料勤务专业，以及其他许多勤务管理制度。通过战争的锻炼，一支既精通本职业务，又有现代化战争经验的综合性专业保障队伍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
（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习保障
一支军队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战争中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中央军委首长也早有预判。1950年10月上旬，总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部长会议，着重部署边防军的后勤准备，动员全军后勤部门支援边防军的后勤工作。10月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将来跟帝国主义打仗，能否打胜，后勤起一半作用。他的讲话，大大提高了大家对后勤在现代战争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对于推进后勤战备工作起了重要的鼓舞、激励作用。但是，许多问题并非认识到就能在行动中有充分体现，往往需要在实践中强化，特别是取得一定的经验教训，才能切实将认识转化为行动。
抗美援朝战争前3次战役，由于志愿军已经深入朝鲜550～700千米，后勤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为此，第三次战役之后的1951年1月下旬，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志愿军入朝以来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后勤战斗化的新任务。会议要求，后勤工作必须以新的思想、新的供应方式、新的工作制度和新的工作作风，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会议认为，在前3次战役中，后勤之所以出现供应紧张的被动局面，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后勤工作的基本环节。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深深感到，在物资来源主要依靠国家后方供应的情况下，运输工作成为后勤与装备保障的基本环节，也是后方战场上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而搞好运输，首先必须战胜敌人的破坏，建设好兵站运输线。因此，会议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号召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建设铁路、公路、小路相结合，火车、汽车、马车、手推车相结合，抢运、抢修、防空相结合，快装、快卸、快运相结合，纵贯道路、横贯道路和迂回道路相结合的运输线。为此决定迅速增派铁道兵、工兵和二线部队抓紧抢修、开辟道路，立即着手充实运输、兵站、装卸力量。会议还要求运输部队加强组织调度，合理分配运力，改进工作方法，在现有条件下充分挖掘潜力，不要单纯等、靠、要。会议强调，抓好运输和兵站线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战胜敌人的封锁破坏，打破敌空军的种种限制，并决定派空军和高炮部队对后方实施掩护。
第五次战役后，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我军为积蓄力量，改善技术装备和后方运输供应，创造反攻的有利条件，中央军委及时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防御战。通过总结前5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志愿军党委于1951年5月3日发出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指示简要地总结了运动战阶段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关于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指示提出，“必须使全党全军深刻认识到，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帝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阐明了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阵地战时期后勤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中央军委于1951年5月19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前勤”的基础上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志后司成立后，按照“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加强后勤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入手，充分调动全体后勤人员的积极性，一方面开展后方战斗，同敌人的封锁破坏作斗争；另一方面组织后方供应，保障作战需要，使志愿军后勤建设和保障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例如，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使用75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不含迫击炮）114门，共发射炮弹40余万发，在单位火力密度上也创造了我军战争史上的最高纪录，给敌人造成了沉重打击。
广大志愿军官兵也非常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例如防空哨的发明和发展，对于改变当时志愿军后方防空工作的被动局面，提高运输效率，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说，抗美援朝“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另外，志愿军各个军兵种也在战争中不断学习进步，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合成军队。例如，空军就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并取得了骄人战绩。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于1951年11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感叹说：“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战争期间，我空军先后有10个驱逐师和2个轰炸师的部队，共672名飞行员和5.9万名地勤人员参加了实战的锻炼，共战斗出动2457批，26491架次，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共116名飞行员阵亡。我空军不仅在实战中得到锻炼，而且对于保卫志愿军的后方交通线和重要目标起到重大作用。其他，如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也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使我军的专业技术兵种的发展少走弯路，缩短摸索过程，各兵种都注意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应用，在“边打边建”的方针指引下通过实战锻炼迅速提高了技术水平。由单一的步兵作战发展到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是军队进入现代化战争的主要标志。我军从1927年诞生起，在长达20多年的战争中，长期以单一的步兵为主体进行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终于完成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历史性转变。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我军的现代技术兵种，也在这场战争中成长起来。
同时应当承认，我军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美军也是善于总结经验的。第四次战役时，“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已经掌握了志愿军进攻中的两个突出弱点，那就是“礼拜攻势”“月夜攻势”。美军掌握了这两点后，再遇到志愿军的进攻战役，在有月亮的晚上先逐步后撤，并以密集火力拦截。后退一星期行程左右，等志愿军缺粮又缺弹药时，美军就大举反扑过来。这样，志愿军在进攻中就出现了难题：想近战——难以接近敌人；打夜战——当夜不能消化；力求速决——又僵持难下。正是美军的这一战法，使我第五次战役遭受较大损失。
（七）志愿军后勤勇于创新，创造了保障奇迹
在党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极其困难条件下动员起来，支援我入朝部队同朝鲜军民并肩奋斗，与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帝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较量，志愿军后勤创造了许多保障奇迹。
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认识到由于敌机轰炸袭扰，部队白天不便生火做饭。“东后”建议供应熟食、炒面，经彭德怀司令员同意，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向部队供应炒面。为了满足前方需要，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发出《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对炒面的质量、包装、集中办法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东北局还专门召开了“炒面、煮肉会议”。东北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党、政、军、民以高度热情投入这一工作，呈现出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动人场面。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也抽时间亲自同北京市一些单位的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制作炒面。第二次战役发起后的11月底，第一批2000吨炒面就送到前线。食用炒面解决了野炊困难，战士们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为保障后方铁路运输，自1951年春季以后志愿军以3个高射炮师重点防卫铁路，各单位也展开了群众性的对空射击。这样，敌机很快就不敢低飞，高空投弹对铁路目标的命中率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美军在随后的空中“绞杀战”中，又重点封锁作为运输咽喉的平壤以北的“三角地区”。在4个月里，美机不分昼夜死死咬住只有70余千米的两个地段不放，投弹达3.6万余枚，使这两个关键性的地段平均每2米即中弹一枚。针对这一情况，志司决定以集中对集中，将在朝高炮部队大部分调入“三角地区”，以重点保卫和机动作战相结合的方式打击敌机。在防空部队和空军的掩护下，铁道兵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抢修抢运。
在抢修抢运的斗争中，铁道兵部队完善了一套战时抢修的方法。确定了先通后固（即先通车后加固）、先易后难、确保重点等原则。抢修的便桥、便线都按简易标准要求，一般能维持3～5天就算完成任务。铁路线上的“修复—被炸—再修复”的循环，一直贯穿战争全过程。铁道兵部队和员工还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总结经验，以集体智慧创造出了一整套抢运、抢修的有效措施。例如“片面运输”“合并运转”“顶牛过江”“当当队”“水下桥”和“爬行桥”等，都是铁路运输史上的创举。
在敌机投弹量成倍、成十倍增长的情况下，朝鲜北部铁路运输量反而不断提高。1951年7月，美机对铁路的轰炸次数相当同年1月的5倍，可是7月间的铁路运输量则为1月间的2.3倍。1951年秋季美军实行战史上空前规模的空中“绞杀战”后，却惊讶地发现“北朝鲜仍一直有火车在行驶”。1952年1月，美机对铁路的轰炸次数又相当于上一年1月的63.5倍，同月北朝鲜的铁路运输量又增加到上年1月的2.67倍。1952年5月31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的记者招待会上感叹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军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转入阵地战之后，志愿军前线的后勤人员也充分利用马车、手推车、自行车、担架、骡马等工具，形成了实力雄厚的接力运输体系。人力运输员也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许多有效的防炮和通过火力封锁线的方式，保证了第一线战斗的需要。
双方在朝鲜战场转入战略对峙后，美航空兵对我军后方更进一步加强了空中攻击和封锁。1951年7月，朝鲜北部出现了四十年未见的特大洪水，战时抢修的桥梁基础多不坚固，大部被冲毁，美军又乘机发起空中“绞杀战”。这年秋季美国航空兵平均每天出动约900架次，其中只有90架次直接用于支援前线地面部队作战，其余都用于攻击中朝军队的后方。这种“空中战略”的目的，是企图使中朝前线部队陷入无粮无弹，不战自退的境地。美机轰炸的重点是后方的桥梁和铁路运输线。面对敌“绞杀战”和自然灾害的双重破坏，后勤人员在40天的抗洪斗争中冒着敌机日夜不停的轰炸，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完成了“抢三江”的任务（即把物资运过清川江、大同江、沸流江这三条被敌重点封锁的江河）。9月末，百万大军的棉衣就已全部运到并下发。10月下旬美国谈判代表到板门店时，发现志愿军部队已穿上新棉衣，立即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
（八）武器装备对战争影响巨大
抗美援朝战争表明，武器装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当时，中美双方国力相差极为悬殊，以1950年的数字相对比：美国的钢产量为8700多万吨，煤产量为5亿吨，石油产量为2.7亿吨，发电量为3200亿度；中国的钢产量为60万吨，煤产量为3200万吨，石油产量为12.1万吨，发电量为43亿度。双方不仅在主要工业产量方面有上百倍的差距，在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方面同样相差悬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可年产飞机10万架、坦克3万辆和舰船近千万吨，其现役军队装备有3万多架飞机、400万吨位的军舰；新中国却连步兵武器都难于生产，陆军拥有的武器差不多都是缴获的杂式枪炮，产自十几个国家，空军只有60架可用的作战飞机，海军只有4万吨位的破旧舰艇。
志愿军入朝初期，虽然在兵力上居于优势，可是在火力上却处于绝对劣势，当时志愿军一个军只有火炮198门（多为75毫米口径），汽车120辆，没有坦克，也没有空、海军掩护。美军一个军则有火炮1428门（多为105和155毫米口径），汽车约7000辆，坦克430辆。另外，在朝鲜战场美军还有1100架作战飞机和300艘军舰。我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入朝，进行的是一场全新的世界型的现代化战争。中央军委在准备出兵时，考虑到作战对象将是拥有最现代化装备的美军，曾一再强调加强炮兵、工兵、装甲兵、高射炮兵的建设，并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中共中央发出入朝参战的命令后，又向苏联提出了装备技术援助的要求。苏方则以援朝款项应“共同负担”为理由，采取“出厂价格五折支援”并可算作对华贷款的方式，陆续向中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
1950年6月，我空军建成第一个航空兵旅，至10月发展为3个旅（11月间旅改称师），至年底前又紧急组建了5个航空兵师。然而此时每个师只装备几十架飞机，除第4师外还都刚刚开始训练。为了战争的急需，我空军建设打破了世界各国的常规，实行边打边训。从同年年底至翌年4月，空军又组建了9个航空兵师，并装备了苏联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按照世界上训练喷气式飞机驾驶员的惯例，一般需要训练300个小时以上才能进行战斗飞行，新中国的飞行员急需参战，只好采取师傅带徒弟式的训练方法，教员带飞50～60小时，飞行员掌握了简单的驾驶技术后即行参战。朝鲜战争开始了世界航空史上以喷气式飞机交战的新时代，我空军刚一建立就参加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空中战争，从而在战争中得到飞速发展。
在陆军特种兵建设中，中央军委确定以加强炮兵为主。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东北参加生产的炮兵第1、第2、第8师奉命编入边防军。准备入朝的部队也加强了队属炮兵，每个师有一个山炮营（12门炮），每个团有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步兵炮连（每连3～4门炮），每个营有迫击炮排，每个连有60毫米迫击炮班，当时预备炮兵的火炮还都是国内战争中缴获的美、日制的105毫米、75毫米的榴弹炮和野炮，师属火炮主要是75毫米口径的美、日制山炮，团以下火炮是日制70毫米步兵炮和106毫米、82毫米、60毫米迫击炮。除预备炮兵有汽车牵引外，其余火炮还是骡马牵引和驮运。炮兵无线电通信机也极少，联络主要靠有线电话。为改善炮兵装备，中央军委在国内紧急组建了炮兵训练基地，并从苏联定购了9个炮兵师的装备，并要求在半年之内运到，为入朝部队换装。
鉴于解放战争期间缴获的美、日旧式坦克无法参战，1950年秋中央军委又与苏联商定，调来10个现役坦克团的5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我军相应地以10个团接收。这批坦克都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和使用过的T-34坦克、NC2坦克和CY100自行火炮。因时间紧迫，只好打破常规，由苏军坦克乘员以师傅带徒弟、手把手教的方法，进行3个月突击训练。我军坦克驾驶员仅驾驶了4～5个小时，炮手也仅发射过20～30发炮弹，刚刚达到开得动、打得响，就驾车入朝。
苏联对抗美援朝的装备保障以很大支援，事实上形成了中苏两国间的国际后勤。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指出：“从一九五零年以来，我们共向苏联借了五十六亿旧卢布（约合十三亿四千万美元），主要用到了朝鲜战场上。当时为了换装，我们从苏联买了一百个师的装备，第一批是三十七个师，其中分出几个师的装备给了朝鲜人民军。就这样，我们逐步换成了苏式的武器装备，并且建造了一系列军事工业。”苏联提供的这批武器装备，成了志愿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当时，不仅志愿军武器装备的更新主要依靠苏联，战场上消耗的弹药也大多是由苏联提供的。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所需弹药约1.41万吨，而国内只能生产1500吨，其余1.2万多吨都是来自苏联。不仅如此，由于当时中国工业生产能力薄弱，志愿军除粮食以外的其他物资，如运输车辆、油料、卫生器械、药品等，也不同程度地依靠苏联的援助。当然，为了自身利益，当时苏联的支援大都采用有偿方式。但是，这种有偿援助是国际后勤的一般特征之一。
（九）精神力量物质力量相统一是战胜的关键
毛泽东在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时说：“志愿军打败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这里讲的是美军武器装备很先进，但是战斗精神、牺牲精神远远不能与志愿军相比，所以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其侵略战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同时告诉我们，战争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彭德怀司令员1953年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指出：“现代战争如果没有后方充分的物资保证，是不可能进行的；后方有充分物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与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因此，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实质是努力做到了精神与物质的统一。
就物质力量来讲，新中国一穷二白，跟美国无法相比，除了军队数量占优外，无一长处。新中国钢产量为60万吨，美国为8785万吨；新中国原油产量20万吨，美国为2.6亿吨。当时，就连苏联的实力也远不及美国，以至斯大林一直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也十分害怕因援助朝鲜而引起大战。据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苏联领导人紧张到普通人不易想象的程度”。苏联在朝鲜问题上初则积极，见事态不妙又一味退避。斯大林在美国出兵朝鲜后就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国是朝鲜的唯一希望”。他建议中国出兵，自己在出动空军等问题上却又出尔反尔，一再违背承诺。可见，志愿军能够出兵朝鲜完全不是依靠物质上的优势，而是在物质条件相差巨大之下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跨过了鸭绿江，打过了“三八线”。
但是，物质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例如，砥平里战斗虽小却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分水岭，因为它暴露了志愿军装备和供应能力很落后的问题。过去，一遇到志愿军穿插迂回到侧后，美军往往就向后狂逃。通过砥平里一仗，美军认清了志愿军火力薄弱、攻坚能力差的弱点，认为志愿军即便能够穿插突破，也会因补给困难而难以纵深推进，只要能守一夜就有救援的办法。此后，美军不再像过去一样遭到志愿军迂回穿插就慌忙后撤，而是敢于固守一点，反扑也比较大胆。当然，这也是美军以国家实力强大作为后盾的必然反映，因为现代战争除了拼意志，还拼经济、拼科技实力。
正因为我们很快意识到了在朝鲜战场上，我们除了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意志，还要跟敌人拼钢铁、拼物质，因而大力加强了后勤建设。对此，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极度贫乏条件下，全国人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对此，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的讲话中有生动的描述：“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毛泽东还讲：“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正是全国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全力支持，志愿军官兵以无以伦比的牺牲精神和越来越强大的后勤与装备保障，在朝鲜战场上越战越勇、越打越强。在停战协定签字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就感慨地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以及更具有威胁性。”
